进京为毛主席守灵

　　进京为毛主席守灵

　　1976年9月10日深夜农讲所讲解员谢红兵领命出发

　　■讲述人·谢红兵

　　现年56岁。“文革”期间在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讲解员。1976年9月11日，作为广东省人民群众代表之一，上京为毛泽东守灵。

　　1976年，我戴着黑纱，代表广东省人民群众，在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守灵半小时。

　　1966年，我戴着红袖章，以红卫兵的身份，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对我来说，这两件事都很光荣。

　　半夜通知上京守灵

　　9月9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来。当时我在农讲所工作，农讲所当天就布置了一个悼念毛主席的灵堂。

　　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我16岁，初三还没毕业，就跟着广州一大批学生大串联到北京。我戴着红袖章、捧着毛主席语录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就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8年，广州举办“毛主席去安源”的展览，我被选中当讲解员。后来又调到农讲所当讲解员。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在宣传毛主席的革命历程、毛泽东思想。

　　9月10日晚上11点多的时候，广州市文化局组织部的人突然来我家，叫我赶紧收拾一下，明天上京去给毛主席守灵。

　　我一下子懵了！他们当晚接我离开家，直接住进珠岛宾馆。

　　第二天一早，我才知道：一起上京的有王首道、孔石泉、林李明、焦林义等省市10位主要领导，我和农讲所的同事陈登贵两个人，代表广东省人民群众为毛主席守灵。

　　为什么会选中我们俩？我想，一来我们俩都在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工作；二来，我们都是党员，政治合格。

　　守灵时间只有半小时

　　领导们没有特地交代我们两个年轻人有哪些注意事项。9月11日上午，我们12人乘坐一部专机到达北京。在宾馆稍稍休整一下，就直奔人民大会堂。

　　吊唁活动从11日开始的。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中央，老人家躺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党旗，上面没有玻璃罩。8名礼兵守护在遗体周围。

　　整个人民大会堂，都是黑纱白花，哀乐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气氛很沉重。中央、各省的领导、社会各界的群众代表，排着队来瞻仰毛主席。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泪，也有人激动地嚎啕大哭。吊唁活动是有安排的，现场秩序整齐。

　　每个省的代表轮流进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守灵半小时。轮到广东省时，是下午一点钟左右。我们12个人，分成两排站在主席遗体的左右侧，一排六个人。我站在主席遗体左边。

　　我距离主席的遗体，大概一米远吧。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在他身边。毛主席看上去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前来吊唁的人，不断从我眼前走过，挡住我的视线。守灵的时候，我们不能伸长脖子东张西望，我只能低着头，一等人走过，赶紧抬起眼皮、瞪大眼睛多看毛主席几眼。

　　半小时很快过去了。离开人民大会堂前，我们围着毛主席的遗体走了一圈。我实在不愿意离去，还是别人拉我走的。

　　连做一个月专场报告

　　我们为主席守灵的任务完成后，12个人马上从北京坐专机回广州。当晚，省市领导在省委礼堂开会。领导要我谈谈感受。

　　我就讲，十年前我戴着红袖章去见毛主席，十年后我戴着黑纱为毛主席守灵……我一开口就哽咽了，流着泪说了五分钟。

　　可能省市领导觉得我讲得感情真挚，内容也很有教育意义吧，两三天后，就安排我到中山纪念堂去作报告。这一讲，就讲了一个多月。

　　那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在作专场报告，讲自己给主席守灵的感受、讲在农讲所工作的体会，同时又结合宣传毛泽东思想。回回讲回回哭，哭了整整一个月，哭得眼睛肿肿的，声音也沙哑了。我把作报告当做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也不觉得很疲惫。

　　来听报告的，来自广州社会各界。一般上午、下午各一场，一场讲一个多钟头。有时安排不过来，连中午、晚上都要作报告。我一下子成了广州市的“名人”。

　　有人以为江青为我取名

　　这里有个好笑的插曲：我到我弟弟的学校作报告，一个年轻的老师接待我，他特地把我领到一边，悄声问我：“听说你的名字是江青起的，是不是？”

　　我说，“你搞错了。江青在北京，我人在广州。我的名字不是江青取的。”

　　我的名字确实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改的，不过是我姐给我改的。我姐原名谢美银，我原名谢美嫦，我们分别改成“谢红卫”、“谢红兵”，合起来就是“红卫兵”。

　　别人对我有这样的疑问，大概是觉得：我能到北京给毛主席守灵，不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是和江青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吧。

　　毛主席去世一个多月后，就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组织上不再安排我作报告了。

　　现在回想起三十年前为毛主席守灵，我还是感到很光荣，当时的感情是很质朴的。

　　记录人：本报记者许黎娜实习生王纯毅摄影：本报记者严明实习生王子荣(署名除外)特约审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叶文益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