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沈栖:敬重鲁迅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七十年期间，无论是把鲁迅奉为神，还是把他从神坛上请下来，还原为人，鲁迅还是鲁迅。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鲁迅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留给人间的皇皇巨著，在今后的时日里，仍会有人研读，无论是崇仰他，还是拒绝他，抑或是贬损他。

　　“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似乎成了时下纪念鲁迅活动的主题。鲁迅之子周海婴在20

　　反观历史，鲁迅以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精神而成为一面具有时代召唤性的旗帜，激励着无数有志者为民族大业奋然前行。应当指出，他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其“革命家”的身份得到凸显而逾越了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特征，从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被简化、淡化，而强化的只是其政治价值。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鲁迅被肢解，庸俗化地成了林彪、“四人帮”整人的工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恰如周令飞所说：“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调查，现在青年的一代已经开始淡忘鲁迅了，如果你去问他们鲁迅是谁？他们就会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一个‘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用‘战士’这个名词来说明以外就找不到另一个词汇来说明的鲁迅。”

　　鲁迅被人称为“战士”，他的笔被誉为“投枪”和“匕首”，这是鲁迅的风格和胆气，但与鲁迅的文章观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对于文章，鲁迅有一个非常朴素而亲切的观点：“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鲁迅的文章自有“投枪”、“匕首”式的檄文，但更多的是属于“银针”——疗救国民精神上的痼疾；“镜子”——透视中国民族的众生相；“苦茶”——直言在专制制度下的苦涩人生。忽视后者，无疑是误读了鲁迅。鲁迅留给人间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莫过于杂文。杂文固然有其战斗精神和趣味表达，但这两者也被异化了。“战斗精神”经常被用来作为对异己的挞伐甚至是蛮不讲理的指责和谩骂，“趣味表达”则被等同为肤浅的戏谑和调侃。这里举一则笔者亲历的事。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曾以“工人阶级”的一员参与鲁迅著作的注释。在讨论《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的“四条汉子”时，有一位老学者坚决不同意将它注释为是对周扬等人的批判，认为“四条汉子”是个中性词，意为四个男子汉。但在那个年代，“四条汉子”早已成了周扬等人的“恶名”而屡遭鞭挞。时年20多岁的笔者虽属“滥竽”，人微言轻，但至今仍为那位老学者的耿直性格和求实学风而起敬不已！

　　关于鲁迅之待人接物，一直有一个陈见：他对青年学生或晚辈往往宽厚仁慈，相处欢洽，而与同辈的交往，则心存芥蒂，难以共事。其实，他与同辈事业上同气相求，危难时出手相助的事在《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中多有记录。他并非是一个一贯剑拔弩张、睚眦必报的苛人，而是一个善于沟通、珍视友谊、饱含爱心的善家，骨头最硬的人往往心肠最软，鲁迅正是。世人常有“鲁迅刻毒”一说，正如学者吴宓所言：“可叹者，是今人只见周骂人，尚未见到人骂周，因而多谓周先生偏激、刻薄，这对周先生是有失公允的。”

　　记得郁达夫说过：“没有伟人的民族是不幸的，有了伟人而不懂得敬重的民族是可悲的。”敬重鲁迅首先要还原鲁迅的精神（周海婴归纳为四个方面：立人为本是其灵魂，独立思考是其骨髓，拿来主义是其气度、视野，韧性坚守是其手足），予以发扬光大。惟其如此，才能沿着鲁迅的足迹前行，去完成他所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