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在办理一起伤害致死案时，错误拘捕张虎、张峰、焦华、王浩等4名青少年学生，并将此办成一件天大冤案。在被关押的3个月中，这4名学生被刑讯逼供，受尽折磨，直到真凶被抓才重获自由。(9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冤案，不是《肖申克的赎罪》或正在热播的《越狱》中所揭露的那种阴差阳错式冤案，4位根本与案情无关的学生均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他们各自在家里
睡觉，可警方指认他们凌晨5点在池塘边杀了人。从司法的角度看，要将这样漏洞百出的冤案“办成”，几近是不可能的事，但警方硬是把它办成了，法宝就是刑讯逼供。
在谈论某地的治安状况时，“破案率”这个词必然会被提到，5月16日，公安部刑侦局局长何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侦破命案的能力和水平，已接近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的破案水平，超过了英国(87%)、法国(81%)、加拿大(78%)、美国(63%)等国。这固然是个可喜的成绩，但这成绩若存在“刑讯逼供”的污点，则光彩顿失。
公安部提出“命案必破”，并实行所谓的“一长双责制”，给办案民警及相关领导施加了巨大的工作压力，这种压力对扭转形势严峻的社会治安局面是有益的，成绩也是可见的，但由此而带来的负作用也很明显———正如此案所揭示，办案警察将这种压力直接转嫁于嫌犯的身上，迫于结案的压力，刑讯逼供就在所难免。
是先确保“杜绝刑讯逼供”还是先实现“命案必破”？两者谁应该优先？哪个更重要？当我们强调“杜绝刑讯逼供”时，“命案必破”是不得不暂时搁置一边的；可当我们高喊确保“命案必破”时，刑讯逼供就几乎不可能避免，因为任何人在选择面前都会遵从“趋利避害”的普遍原则。因此，在价值评估上，必须对这两者作出排序，如果说“命案必破”优先，那么刑讯逼供就是在实现优先目标的情况下可“适当容忍”的错；如果说“杜绝刑讯逼供”重于“命案必破”，那么就应该在确保杜绝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再谈“命案必破”。
这不是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不可以说两个都重要，一个都不能少，如果不能在这两者之间作出优先排序，就会出现混乱。因为这是个绕不过去的必选题，请作答吧：先要确保哪个？ (范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