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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3年上初三的时候，正是“教育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学校课程主要是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教学形式是“开门办学”，即在农田劳动和军训。没有教材，没有课外读物，现代文学作品大都被当成封、资、修的毒草，不能接触，更不用说古典文学作品了。
我父亲有一个同事，其父是清末秀才，她能背诵许多古典诗文。有一天她兴之所至，默写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并讲给我听。
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好的文章，非常喜欢，便把那几页纸拿回来背。我站在偏僻的水塘边，一遍又一遍地读、背，陶醉在慷慨激越、诗情画意的感受中，不觉得时光的流逝。那些优美、精炼的词句深深地打动了我。记得当月的《人民日报》有一篇写洞庭湖的文章就有“一碧万顷”、“渔歌互答”的句子，我想古典的东西还是有用的，不都是封建糟粕，就千方百计地去找古书看。有一天竟在一个同学家里的阁楼上发现了一本《古文观止》，如获至宝。借回来就抄、背。挑易懂的、自己喜欢的背了数十篇，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赤壁赋》。这些美文现在都上了中学课本，许多人耳熟能详。但那时的中学生却知之不多，我能张口就来，同学戏称我为“博士”。读了这些古文，还背诵了一些古诗，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潜移默化，我的文辞丰富了，想象力增强了，作文水平大为提高，成了墙报主笔。
记得一次下乡前，我在决心书的开头写了四句：阳春三月暖千家，风和日丽焕物华。广阔天地任我行，寄意决心领导察。老师从大字报栏前走过，看后不住地点头。
装在脑子里的古诗文滋养了我半辈子。高中毕业由于在写作上小有名气，我当上了小学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靠语文得分较高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学讲台上，有时能成段的背诵古文而被学生称羡。《岳阳楼记》已经溶化在我的血液里。在课堂上讲古代词汇，说到“去”的离开义，首先就举“去国怀乡”；“庙堂”的朝廷义，就举“居庙堂之高”；“淫”的过多义，就举“淫
雨纷纷”。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也曾写文章与人争论：“长烟一空”的“一空”是笼罩着天空，还是一下子消散？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之初，“百废俱兴”就常常萦绕在脑
际；今天国家兴盛、民享太平，就对“政通人和”深有体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常常激励自己效法先贤，为国分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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