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保护”还是“纵容”

　　据《法制早报》报道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以《研讨会纪要》形式下发的“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意见，在法学界引发了争议。纪要指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私自将财物用于公务支出的，一般应当依法认定相应的受贿犯罪，可以酌情从宽处罚。（2006年9月5日人民网转自《新京报》）

　　笔者不是什么理论家，更不是什么法学专家，但是对上海司法部门会议纪要规定的“受贿人案发前退贿款可从宽处罚”等条目，还是不敢苟同。

　　上海的这个《纪要》，看起来是对领导干部的关心和爱护，也体现了法律上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这样的“保护”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纵容”领导干部剑走偏锋呢？笔者有点担心。

　　《纪要》规定：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后，在三个月之内，并于案发或被检举之前，主动将财物退还行贿人的可从宽处罚。这里的核心是“主动”和“退还”。但是，这两条都是不太好把握的。如果谈“主动”，为什么从一开始不“主动”拒绝收受呢？从主观意识看，三个月之内或者说案发、被检举前再退还，就应该不是“主动”了，说不定是在事情败露，司法即将介入调查前，紧急处置钱物的一种不得以而为之；另外，“退还”是全部退还还是部分退还呢？如果是为了逃避追究或者获得“从宽处罚”而故意退的，怎么办？

　　《纪要》还规定：收受的财物用于公务支出，那么受贿的情节就减轻了，可以适当从轻处罚。这一说法也是有漏洞的。其实，只要你收了别人的钱物，就构成了受贿行为。如果说，将收受的财物用于公务支出，就可以减轻受贿情节，是不是意味着违法犯罪分子拿出一部分赃款办一些公益事业，就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呢？我们知道，与黑社会沾边的显要人物在没有被绳之以法之前，其“善举”不可谓不多，但是他那样做无非是企图利用社会影响来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再说，如果拿贿款冲了公务支出，又开发票报了而无人知晓，是不是就合理合法了呢？

　　《纪要》中说，行为人接受不具有具体、明确请托事项的“感情投资”，一般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很多领导干部不就是在这样的“感情投资”中逐渐丧失理智的吗？常言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就不信，你拿了人家的钱，不替人家办事能心安理得，再说，有谁白白地送钱给你，除非他是个疯子或者钱多得用不完。《纪要》中还规定，如行为人收受的健身卡、高尔夫会员卡等，申辩不想也确实未曾使用的，可以考虑扣除该部分受贿数额。这更是掩耳盗铃或者是欲盖弥彰，什么叫不想也确实未曾使用，可能是不屑或暂时没有用上才是真的。

　　综上所述，上海的某些司法部门炮制出的所谓《研讨会纪要》，尽管为司法上量罪定刑提供了依据，但是那些看似以人为本的条目，与其说是在“保护”领导干部，不如说是在“纵容”领导干部放心大胆地收受，只要你按照我《纪要》上说的去做，保管你“从宽处罚”或者“逃脱处罚”。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看来我们的那些司法者们太想为“官员”们做点“好事”了！

　　有道是“法不容情”。法律应该是严肃的，更应该是严厉的。但是，法律如果带上了“感情色彩”，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便会走样，也会有人利用这些“感情色彩”剑走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