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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亿资金大饼与农民"三权"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3日07:28 新华网

  沉默的大多数

  为建设新农村,中央决定向农村转移支付3000亿元财政资金。

  财富在哪儿,心就在哪儿。3000亿可不是小数字!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闻风而动,纷纷编制各种项目盘子,迅速跑部进京,谁也不愿在这块蛋糕中少分一块。掌管和可能掌管

这笔资金分配的官员和专家也被请得满天飞,去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不失时机地作几个报告,通报或暗示一下这笔钱可能的走向。农产品开发企业(或非农业开发企业)更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梦想编制成一套套精美的方案,千方百计塞进各地政府的规划汇报盘子,然后紧贴着各地各部门官员,鞍前马后迅捷奔走。

  这就形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奇观:官员在忙,专家在忙,老板在忙。用学术界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们在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而奔走呼号。

  但是,在这一片精英们你争我夺的喧闹声背后,是几亿沉默的农民。这沉默的大多数在想些什么呢?没人知道,也许根本就没人有兴趣知道。一些媒体看着这样的势态,开始担扰起来了:“警惕!3000亿,别被忽悠了!”

  3000亿元资金应该怎么用?应该投向什么项目呢?学院派热情的学者们纷纷写文章出谋划策,有的说应主要投向教育,将农村孩子通过教育转移出来。有的说应主要投向卫生系统,改变“人看病不如牲口看病”的状态。有的说应借此建立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保障系统,实现“老有所养”的远古梦想。有的说,要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系统,村村通好路,家家通电话,让农民分享现代化进程的物质文明。不同的学者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关于中国新农村的美梦。

  国家有关部门的官员、专家们自有打算,他们很轻松地就端出了成套的计划:新农村建设这笔钱的投向是明确的:有种子工程、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大型灌区的节水改造、中部4省大型泵站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农村安全饮水、农村能源、沼气池、农村公路建设、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等等。

  对行业管理部门的官员和专家来说,这些事他们一直都在做。那么这个新农村建设的“新”,“新”在哪里呢?无非是加大投入而已。“新”就“新”在钱多了,“新”就“新”在可以把多年来的规划放大做了,“新”就“新”在手中分配资金的权力增大了。

  中央文件中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理想是清晰的,表达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当然,这是很美好的目标。

  大家当前最关心的不是这个未来梦境,大家关心的是钱。这个钱怎么用?如何用?用到哪儿?自然是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拿主意并实施。谁愿意让血流到别人的血管里去呢?于是各部门就用各种方式活动。最后,上面再来开会平衡。部门权力和利益平衡的结果,也许就是我们今后会看到的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

  可以预计,这与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心中的新农村,一定很难统一起来。农民在乎新农村建设这项轰轰烈烈的事吗?似乎并不在乎。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好事,但不是他们的事。只要有人往村子里扔钱搞公共项目,只要没有人借搞项目的名义再来低价抢他们的命根子土地,那就肯定是好事。中央恩情之水,以什么方式滴到他们嘴里,能不能滴到他们嘴里,他们不关心,就是想关心,也关心不了。他们还是那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种自己的地,卖自己的菜,其他的事,听天由命。

  “三农”问题其实是“三权”问题

  新华社一位记者朋友问我:“围绕新农村建设,各种观点不一。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已过去8个月了,整体方案还没有出台。你认为应当怎么搞?”我回答说:“我不是农民,不知道应该怎么搞?”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应当由农民自己来回答。

  我建议这位朋友到沙尘暴的起源地之一、内蒙古阿拉善盟去考察一下,由百名企业家发起成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那儿从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其工作得到当地政府和农牧民的充分肯定,他们的项目实践也许能对中央部门思考新农村建设有些帮助。

  他果然去了一趟,回来后很激动地对我说:“如果按照SEE协会的做法,新农村建设的方案设计应当全部重改。SEE协会的做法是,如何改善社区环境,由社区农民自己来做主。”

  我与那位朋友一起,将SEE协会农村建设的做法进行了总结,我们总结为“五原则七步骤模式”。我认为,除了抽象的原则和理想之外,具体的步骤和办法很重要,所以不厌其烦地将这些内容写在下面。

  “五原则”如下:

  1、农牧民需求为本原则。SEE认为,对如何提高本社区的公共利益,农牧民有清醒的认识。农牧民自己的公共品需求,与外界猜测的未必一致。在农村启动公共项目,首先要让农村社区村民将他们的需求表达出来。村民自己的切身需求,就是SEE项目选择和资金投入的方向。

  2、农牧民为管理主体原则。SEE认为,外部力量进入农村,不是替农牧民做主,而是帮助农牧民做主。农牧民做主的根本体现,就是公共资金要由农牧民集体来管理和支配。SEE并不自己组织人进村社帮农牧民建设项目,而是将资金交到农牧民手上,由他们自己来组织项目建设。

  3、项目资金三方配套原则。SEE认为,如果仅仅是政府或公益组织投入资金建设项目,农牧民往往对项目不热情不关心。农牧民有改善自己生活环境的天然需求,所以他们也必须在项目建设上投入一定比例自己的钱,这样才会把项目建设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目前的多数项目,是按政府30%、SEE40%、农牧民30%的比例投入的。

  4、项目资金使用民主原则。三方投入的资金,放在一个公共账户上,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民项目委员会”负责管理,资金决策由委员会各成员表决决定。

  5、财务监督三方制约原则。项目资金由村民项目委员会管理,政府和SEE派出项目官员进行监督。政府和SEE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委员会建立起完善的财务制度和监督制度。

  “七步骤”则为:1、撰写需求评估报告。2、选举项目委员会(在多数情况下,村民选举出来的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与村民委员会成员重合)。3、制定项目实施计划。4、达成资金配套协议。5、专家指导实施。6、项目实施中进行调整。7、项目验收评估。

  其实,“五原则七步骤模式”背后,是一套价值观,这就是相信农民的能力,尊重农民作为农村主人的地位。

  如果再进一步概括,我们可以抽象出来一个新的“三农”问题原则,这就是公共资金归农民所有,归农民使用,收益归农民。也就是说,农村建设的公共资金,所有权归农民,使用权归农民,收益权归农民。由此可以总结出中国新农村建设应有的“三农主义”,“农有、农治、农享”(of the peasant,by the peasant,for the peasant)。往深了想,之所以会出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不就是农民的“三权”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吗?“三农”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三权”问题。

  这样想问题,3000亿元资金的使用原则,就应当采用“农有、农治、农享”的原则,按这样的原则搞出来的新农村规划,才是农民心中的新农村规则。如果这样的原则和做法能被上下接受,那么新农村建设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意境了——通过党的领导,实现农民当家做主的目标。在新农村建设上,政府官员和外来专家应当扮演的角色,不是“敢为天下先”领导人民向前进,而是“不敢为天下先”(老子语),帮助农民实现公共资金的“三权”,让农民当家做主来建设新农村。这就从根子上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素质。

  当家一定要理财

  “当家不理财,等于瞎胡来”。所谓当家做主,就是要管财理财,这是百姓生活的常识。SEE认为,将公共资金交到村民手中,是培养村民社区管理和公共财政能力的根本举措。没有自主的公共财政,就谈不上村民自己的当家做主。

  过去政府支持农村建设的资金,都由政府部门直接控制使用,这容易造成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农民是被动接受,没有自主参与,不能积极主动配合起来。另一个问题是腐败。官员直接来决定公共项目和支配资金,村民不能参与决策和监督,腐败难以避免。

  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使用,社会上有许多议论,担心这3000亿元的投入,如果走传统的部门渠道,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又会被贪官所鱼肉,结果喂养出更多的贪官。

  SEE项目建设模式的根本特点,是承认农民为农村建设的主人,相信由农民掌握自己的公共资金,会把资金使用到他们最愿意的地方,资金使用效益会最佳。SEE和地方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指导和监督,使村民学会更好地使用公共资金。这样有两个根本优点:一是公共资金能真正按村民的需求来使用;二是官员没有贪污的可能。

  官员心中的“新农村”,与农民心中的“新农村”,未必是一个“新农村”。由农民自己控制资金来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与由各级行政部门控制资金来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会有很大的不同,农民一定愿意由自己来建设。

  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事业中的职能,应该是帮助者而不是具体决策者,是监督者而不是实施者。政府不能走为民做主的老路,而要走帮民做主的新路。

  SEE的实践说明,如果真正希望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那么新农村建设的相当一部分财政投入资金,就应当由农民自己来直接进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将农民当家做主落到实处。如果有了让农民来管理自己的公共资金的取向,那么如何让农民管好这笔资金就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并不难解决。

  新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总量超过3000亿元,听起来是一笔巨大的数目,但如果按中国66万个村民委员会平均下来,不过只是每个村民委员会454.5万元。如果按中国农牧业人口约9亿人粗算,不过只是每人平均管理333.3元。因此,农民能否管理好3000多亿元资金的问题,就变成村民委员会能否管理好400多万元资金,或农民个人能否管理好300多元资金的问题了。

  新农村建设要搞好,最起码得有66万名优秀的项目官员被派往各村民委员会,组织农民将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将各村的农民需求汇总起来,就可以看到全中国农民需求的总蓝图,在这个总蓝图基础上,就可以形成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

  这样的规划是由下而上形成的,具有真实的民意基础。在信息流动平等、民众民主素质上升的今天,传统那种部门领导安排,专家小组调研,提交和审批规划的“专家精英治国”的老办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新农村建设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应以新的思维和心态来实施。这场改革所要面对的现实,是基层官员的腐化和基层民众素质的提高,因此不能再给基层官员更多腐败空间,而要给民众更多的权利,由有权利的民众来约束官员的权力和提高官员的服务素质。

  现在,各地各级各部门都下了许多苦心在为农民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但遗憾的是,这是由上而下形成的,一概没有农村社区的需求评估,没有农民自己的声音。这些规划表现出来的,只是各部门官员心中的新农村建设。

  其实,种子工程也好,商品粮基地建设也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也好,农村安全饮水也好,这些农村里的事,应当都交由农民自己(通过村民委员会或项目委员会)来组织实施和管理。SEE的实践证明,只要农民有掌握公共资金的权利,他们就有管理好公共资金的能力。

  如果农牧民能成为这3000亿元支农资金的真正主人,他们一定会按自己的梦想,建设出来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实现中央的理想,中央也就实现了“无为而无不为”。

  生产发展,是农民在发展生产;生活宽裕,是农民在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是农民的风气文明;村容整洁,是农民自己在实现;管理民主,是农民自己管理自己。惟有相信农民,依托农民,由农民自己从下而上地实施,中央建设新农村的目标才可能实现。如果仍然走通过部门来控制决定资金使用的老路子,那么媒体所担忧的“3000亿大饼被官商忽悠”就可能噩梦成真。(杨鹏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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