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发布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公布了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北京铁路局1．64亿元建酒店、文化部违规收费过亿元、教育部4771万元考试费未上缴、5000万元福彩金面临损失……总之，审计年年有、问题依旧多。（见本报Ａ04～Ａ05版）从最初的满怀期待到如今的渐渐失落，民众对“审计风暴”的最终效果越来越带有某种焦虑与疑惑。那么，审计工作如何走出这种局面呢？
笔者觉得，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制定一个能够涵盖所有相关责任人、对所有领导干部都适用的，从政治和道义、法律各个层面实施多重问责的程序性规定。目前的审计问责，更多局限于行政问责。审计报告更像一份政府内部调查报告，被审计部门和官员所预料的最坏后果无非是行政处罚：记过、降职或撤职。
因此，传统审计问责体系的第一大转型，应是从行政问责转向法律问责。法律追究一般要坚持谁违法谁担责的原则，加大法律事后惩戒在审计中的介入，能够起到事前威慑作用。
第二大转型是从组织问责走向个人问责。审计报告中出现的总是“某某行政部门挪用资金、违规收费”，但实施者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法无例外”的前提下，可避免责任追究中“追下不追上”，追执行者不追决策者，追当事人不追管理者，乃至“丢卒保帅”现象。
第三大转型来自行为问责到后果问责的突破。按照后果问责，巨大财政款项挪用甚至“失踪”，已深刻危害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政府运作的有效性，带来各要害部门违纪违法行为的普遍存在，因此，更有理由采用法律追究。
我国审计制度如果能在问责上实现这三大转型，审计与问责脱节的困境才能得到扭转。□毕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