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农民“装死”是谁的尴尬？

　　《第一财经日报》9月12报道了一件趣事，江西宜丰县某村一对谢姓七旬夫妇，日前来到宜丰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要求恢复他们的户籍。原因是：在2000年，该对夫妇因无力承担乡统费、农业税费等费用而“装死”，取消了自己的户籍。

　　从这一“死”一“活”的趣事中，固然反映了国家全面取消了农村税费，并对农民进行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之后，而是生存环境的改善。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民的生存

　　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和农民问题。近年来，政府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当成了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虽然在有的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农民问题仍然是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且不说农民养老保障，农民医疗保障，和农村教育问题，仅仅是农村的收入问题，就难以解决。近几年来，农民的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增长的幅度却很小，和城市的收入增长相比，城乡收入持续扩大。如果要考虑近年来的消费水平和物价的增长，其实农民收入的增长就等于是负增长。但是政府不但在改善此类问题上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要给负担本已经很重的农民身上再加负。

　　在很多地方政府，虽然政府已经取消了农业税，但却又增加了很多其他莫名其妙的费用。国家取消的农业税的实惠正被各类名目繁多的收费所吞噬，真正得到优惠的并不是农民，而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各级地方政府。他们或是没把国家的补贴款下发农民，或是中饱私囊。

　　据《半月谈》的摘录：在有近一千万农业人口的湖南洞庭湖区，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是。但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却是一种普遍状况，个别地方甚至负担不降反增，取消农业税带来的实惠被各种名目繁多的乱收费、乱摊派所吞噬。 “我不明白中央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可到了我们这里却为啥减不下来？”捏着一摞缴费收据，湖南省南县乌咀乡新民村农民姚明强无奈地说。行走在洞庭湖区采访时发现，怀有姚明强同样疑问的农民随处可见。

　　在湖区的各市镇，打着“共同生产费”幌子的增项加码是农民负担的主要构成部分。据湖南省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何仁芽介绍，“共同生产费”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公共成本。而在湖区基层，“共同生产费”实际上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由此看来，全国农民的负担便可窥见一斑。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应该遭到公众的问责的。

　　除此之外，农民面临着上学难和看病难的问题。在农村，因为一个孩子考上大学而倾家荡产的事例已数见不鲜。关于高额的医疗费，在农村曾有这样的说法：“不发病就等于发财”，“生病就等于去世”。农民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要是遇上了什么自然灾害，更是回天乏力。最近重庆地区的旱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中国农民，进行了成功的土地改革，救农民于水火。今天，中国农民头上仍然立着三座大山，那是就是学费、医疗费和住房，搬掉新“三座大山”势在必行，这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能否解决“三农”问题也是考验执政党，是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官的试金石，倘若不是的话，又不知道又有多少的农民会为学费而“死”去了。要是真正生病了，那可是不死也不行了。笔者仅希望以后不会再听说有“死人复活”的现象发生。要不然，该羞的不知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