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也要挑肥拣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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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缘起

　　我国利用外资数量排在世界前列，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已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对我国有效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就业的增加、GDP的增长、高素质人才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吸引优质外资

　　丁力

　　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后，今年上半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出现同比下降趋势，有人因此推断，这可能标志着外资涌入中国的高潮即将过去。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是我省外源型经济的主要来源，外源型经济是广东发展的主要力量，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做好外资利用工作，对于全省经济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让我们无法高枕无忧

　　广东是全国招商引资的风水宝地，借助改革开放的先机与毗邻港澳的优势，实际利用外资长期以来一直位居全国的首位，到2005年底全省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62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1/4强。然而，有种种迹象表明，广东要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客观上存在着相当的风险。首先，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FDI的流量并没有快速扩张而是急剧收缩。其次，在进入广东的FDI中，质量高的并不多，其中来自欧、美、日的仅占总量的10％左右，多数外国直接投资都来自港澳台与东南亚，来自“无技术的工业化(格鲁克曼语)”国家与地区(也有人称之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随着我省比较优势的逐渐趋弱，这些主要冲着廉价资源与劳动力而来的国际资本，势必因资本回报率下降而减少投入或进行产业再转移。再者，随着全国改革开放格局的重大变化，广东原来拥有的政策洼地效应已经不复存在，国内一些地区的后发优势正在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竞争让我们无法高枕无忧！

　　在利用外资上我省不能陶醉于用土地吸引资本的“绿地招商”模式

　　其实，今后利用外资的挑战主要不在数量上，我们需要数量但更看重外资利用的质量。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工业基础薄弱，为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我们只能用较粗放的方式承接全球的产业资本转移。但是，如果在利用外资上我们只是陶醉在用土地吸引资本的“绿地招商”模式，津津乐道于外源型经济带来的GDP与财政收入增加，我们同样可能被经济全球化浪潮所抛弃。著名的“微笑曲线”揭示了发达国家产业资本转移的根本原因，模块化理论则进一步告诉我们，在生产制造环节，传统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已经过时。要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我们必须从原来依靠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竞争转移到按照模块化要求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上来。

　　比较优势不能让我们纵横天下所向披靡

　　模块化是一种新的理念，是企业创新所需，模块化又是一种流程再造，是对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标准化与系统化。由于模块化，创新不再只是少数企业的专利，任何复杂系统都可以分解为不同功能的模块，在共同的界面与标准引导下，企业以竞争的方式对模块进行独立的研发与生产。与传统模式不同，模块化不仅实现了生产外包，而且实现了研发的同步外包；不仅模糊了传统的产业边界，而且为风险基金开拓了广阔的市场。在模块化时代，生产商被进一步分为设备制造商(OEM)、设计制造商(ODM)与品牌制造商(OBM)，其中OBM与ODM是以自身的品牌与研发能力参与全球竞争，只有OEM依靠购买的生产设备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生存。研究显示，经济全球化的主题是创新，模块化在本质上是创新所需，那些只有比较优势的OEM，由于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无法满足创新企业的分工要求，倘若不能尽快实现从汗水到智慧的转变，最终只能被淘汰。

　　广东的外资企业多数属于OEM，这是经济全球化分工与模块化时代的产物。应当看到，发达国家的FDI流入广东较少并非偶然，并非是一些人想象的投资环境问题，主要是我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所致。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们的产业资本也不可能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一些高附加值的制造环节，一些主要供应本国市场的高附加值产品，虽然在发达国家生产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但企业的规模生产及市场的进出便利足以抵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诱惑。换言之，只有当跨国企业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时，只有当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时，生产的比较优势才有意义。对于大多数创新产品，垄断带来的利润已经足够弥补生产成本的增加。因此，比较优势并不能让我们纵横天下所向披靡，比较优势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优质的产业资本。

　　按照模块化要求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广东真正意义上的OEM其实并不多，大量是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OEM，背后有着研发能力不同的企业总部支持，只不过这些企业总部都在境外而已。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广东的OEM要实现升级并不容易，很难想象这些国家会将有限的研发与设计能力转移到广东来。相反，如果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甚至超过了这些国家与企业的水平，我们才有可能吸引包括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优质资产进入广东，我们才可能最终摆脱当前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作为OEM集聚地的尴尬。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

　　瞄准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

　　吴立广

　　在全国负增长的情况下，我省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增长24％

　　据统计，广东省2005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12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好于全国－0.4％的平均增长率；今年上半年实际外商投资金额68.29亿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24％，而全国同期为－0.5％，说明我省招商引资工作仍取得丰硕的成果，在我国引进外资总体呈现负增长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广东连续25年吸收外商投资居内地各省市之首，近几年的增长势头却明显减弱。“十五”期间外商投资全国年均增长率8.4％，广东只有1.9％，低于沿海其他十个省市。2003年江苏省引进外资实际额首次超过广东，2005年广东引进外资实际额再次低于江苏，显示我省吸引外资后劲乏力。

　　存量:打造投资营商环境，立足于增资扩产

　　利润再投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增资扩产和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方式。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先锋，外商投资累计额仍居全国各省市之首，这是广东进一步利用外资的一大优势。截至2006年6月底，广东实际吸引外商投资累计金额达1700亿美元，估计其中大约15％已经到期清算或撤资，实际外商投资存量大约为1500亿美元，约占全国外商投资存量的1/4。按照年利润率为10％的粗略估计，我省外商投资年利润额约为150亿美元。如果其中七成将作为利润再投资在本省继续增资扩产的话，那么，这部分投资将高达100亿美元。实际上，广东省今年1月—6月份外商投资企业增资高达51.5亿美元，占上半年全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68.29亿美元的75％。如果各级政府招商引资部门做好对已进入我省的各类外商投资企业项目的后续服务和跟踪服务，重点做好家门口的跨国公司的服务工作，提高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营造低成本、高效率，文明、法治的投资营商环境，以我省目前吸引外资水平已经处在较高的基数之上的情况，外商投资增长的潜力还比较大，新进入的外商投资速度的减缓不至于对我省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增量:优化结构，加强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引导

　　广东现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外商投资？广东目前第三产业引进外资滞后比较严重，如果说第三产业已有一些外商投资，也是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酒店经营和餐饮娱乐业，金融、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很少。而制造业以加工贸易居多，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少。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与效益，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特别对于新进入的外资，尤其要加强投资方向的引导，精选一批对优化结构和对经济社会有较大影响的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等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加强推介和招商活动。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贸系教授

　　引资数量下降意味着什么？

　　林江

　　商务部最近公布了2006年1月至7月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目及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7.63％和1.16％。联系最近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外资在华行为的政策法规，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引进外资政策发生逆转的表现。对以上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目前中国利用外资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阶段，在较高基数的基础上不能期望每年都能够取得高增长，在个别年份出现增幅下降也是正常的。值得讨论的反而是引资数量下降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与其调整对外资开放的政策，不如加快对民营企业的开放步伐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外国的企业普遍看好中国市场的前景，这是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民营企业发展相对滞后，也为外资大量涌入提供了商业机会。加上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亟需完善，在1999年以前，国有银行还不会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而外商直接投资正好弥补了这种缺陷。有评论认为，中国其实并不缺乏资金，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虽然不高，但是储蓄率却高达40％，银行体系存在着巨大的存贷差。因此，引进外资的目的不一定是外资本身，而是外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有研究表明，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并不十分成功，例如汽车产业，即使开放了巨大的市场，我们所引进的技术也并不太先进。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民营企业在汽车行业的准入上受到限制，而无法对外资企业形成竞争压力所造成的。因此，与其说中国要调整对外资开放的政策，不如说应该加快对民营企业的开放步伐。而今年以来我国引资数量下降，正好让我们反思目前的引进外资的策略如何与发展民营经济进行有效互动。只有民营企业真正具备了市场竞争力，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才会有质的提升，而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数量以及单纯引资数量的增加。

　　充分开发外包业务，增加外商间接投资

　　中国一直以来对于外商直接投资都非常重视。其实，我们在重视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外商的间接投资。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要么被政府牢牢控制，要么被公司管理层牢牢控制。在国有股和法人股没有全面进入流通领域的条件下，只要政府对上市企业仍然具有相对大的控制权，外商对于投资于这类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的上市企业就会有很大的戒心，从而影响外商在中国的间接投资数量。此外，作为外商间接投资的外包业务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外包业务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分别是，前者只提供订单而不提供资金，企业的运营资金需要接单者自行通过当地银行融资解决；后者是既提供订单又提供资金。而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还缺乏效率，我们最终选择的是较少依赖本地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而不是外包业务。然而，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增幅的放缓，而证券市场的表现一时还难以有较大改善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充分开发外包业务，从而增加外商的间接投资作为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放缓的对策。

　　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因此得到一定缓解

　　外商直接投资增幅放缓，有助于缓解近期过热的投资格局和宏观调控的压力，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一件好事。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高额的外汇储备自然对人民币带来了庞大的升值压力。按照目前外资存量6000亿美元计算，如果外商的投资回报率为10％，外资每年要拿走的收益就是600亿美元，长期而言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带来负面的影响。外资流入的减少实际上也减少了对人民币资金的需求，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因此得到一定的缓解。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利用外资为何下滑？

　　徐林清

　　导致利用外资数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国内要素价格及政策层面的因素；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不可控制的客观因素。

　　各国对外资的激烈竞争以及美日等国资本回流的影响

　　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国仍然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外，印度、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等国在吸引外资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外资对带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可以透过技术和管理的外溢效应使这些国家获得额外利益。正因为如此，各个国家在招商引资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很多国家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及其他配套措施来吸引外资，资本流向的分散化成为一大趋势，这必然会影响中国能够获得的外资总量。另外，发达国家本身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其海外投资利润回流，必然会使投入中国的资本减少。

　　中国服务贸易领域较低的开放水平限制了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

　　全球资本的产业流向也在发生变化，金融、信息技术、保险、运输服务、研发、公用事业等服务领域正成为产业转移的热点，投资增长十分迅速，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额的减少。中国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金融、保险、电信等现代服务业，长期以来属于行政垄断行业，排斥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进入。虽然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兑现服务业开放的承诺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依然很多。

　　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妨碍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意愿

　　一般来说，当本国货币相对于外币贬值或者货币价值被低估时，有利于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而当货币升值或者价值被高估时，则对吸引外资不利。因为当本国货币贬值时，以外币计价的该国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的价格都趋于下降，意味着对这个国家直接投资的运营成本较低，从而有可能降低产品售价，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近年来，人民币的逐步升值特别是较高的升值预期使中国市场运作成本充满了变数，很多跨国公司对是否应该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持观望的态度。

　　生产要素价格提高降低了对外资的吸引力

　　随着自然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以及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国企业已告别低成本运作时代。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对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支付合理的代价；很多地区调高了法定最低工资，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很难用较低的工资留住低端劳工，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已经丧失了低生产要素价格的魅力。这迫使一些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转移到了地价、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尼等地。外资企业在中国盈利状况的逆转成为外资减少的重要原因。

　　政策层面因素的影响

　　中国政策层面的因素也影响了外资的利用。政府加强了对高能耗、高物耗和高污染项目的控制，过去各地为了争夺外资而制定的不合理的土地、税收优惠政策得到了有效纠正；中国加入WTO之后，对不符合WTO规则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清理和修订，其中很多涉及到了招商引资方面的政策，包括一些曾经对吸引外资有利的措施；取消目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双轨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各种“超国民待遇”被逐步取消的同时，还有一些措施对外资利用事实上是不利的，如外商在开业条件、项目审批程序、融资条件、持股比例、出口许可证配额等方面，与内资企业相比仍然受到较多的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对外资的吸引力。

　　中国在引进外资的数量上虽然有所下降，或许这正说明了中国在提倡自主创新、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将引资政策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的种种努力已经初见成效。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贸系副教授、博士

　　腾笼换鸟推进产业升级

　　梅新育

　　在中国，外资规模和政策的变动总是大新闻。与前几年的强劲增长不同，今年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账面统计数据一直显得有些疲软，新批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双双下降。在我国这样一个外资企业占据出口半壁江山、外资在28个已开放行业中主导了21个行业的国家，这理所当然要引起广泛的瞩目。

　　外资流入规模波动如经济起伏一样属正常现象

　　其实，对外资账面统计数据的这点下降我们大可不必过分紧张，因为假设正常的统计误差、有意的统计数字歪曲、国内政策变动等国内因素均无变化，外资流入规模波动也是正常的。既然我们能够接受市场经济下经济的起伏，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要求外资流入只能增长不能下降。迄今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以成本导向型投资为主，其进入中国的目的是利用中国低廉的生产成本和高效率面向国际市场生产，以便增强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前几年中国利用外资账面统计数据显著增长，正是发生在世界经济走出萧条、步入复苏的过程中。今年，这一轮世界经济景气期已经走到了顶峰，种种迹象显示，世界经济的这一轮周期将盛极而衰。在对投产后销售市场预期不佳的情况下，一家正常的企业必然选择缩减投资规模。

　　与此同时，随着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纷纷紧缩货币政策，前几年的廉价资金时期已经结束，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的资金成本上升，在母国的收益率上升，缩减对外投资规模，从海外抽回资金，也就成了他们普遍的共同选择。

　　对外资广泛、强烈的超国民待遇的负面后果日益显现

　　这两年，我国的外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多年以来，在片面追求账面经济增长的氛围里，我国以对外资广泛、强烈的超国民待遇而著称，以至于我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许多人称作“资本主义天堂”。在国家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随着这种政策取向的严重负面后果日益显现，尽管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中国仍然坚定地开始了调整外资政策的进程，劳工权益、环境标准、土地集约……这些昔日仅有装饰价值的原则和法规开始落到了实处。正如商务部长薄熙来所说，中国也要对外资挑肥拣瘦了。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地带来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升。面对这样的变化，那些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吃饭的外商，那些严重污染环境大有“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劲头的外资，那些残酷压榨中国工人血汗以至于西方国家也有人惊呼“中国突破资本主义一切底线”的外资……如果不愿意转型，那么，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他们自己，他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向别的国家转移。这类外资走了，我们正好“腾笼换鸟”，推行产业升级；我们损失的不过是一年两年利用外资的账面数字，我们得到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利用外资账面数据——在这里我说的是“账面数据”的下降很可能还有一部分源于假外资减少。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政策扭曲了企业行为，激励内资外流然后以“外资”身份回流，通常估计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账面统计数字中有1/3左右是这种回流的“假外资”，矫正外资超国民待遇将减少这种扭曲的资本流动。

　　压低工资不一定能为外资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当然，不可否认，有一部分转移或暂时停止来华的外资符合我们的产业政策导向，这些外资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受到蛊惑，把我国旨在规范外资的政策变动当作排外，暂时无法把握我国外资政策走向。对于这类外资，我们要做的是让时间洗掉流言，并继续在政府效率和廉洁、基础设施、市场容量等方面改善投资环境，只要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并保持优势，当他们认清形势之后，还会来中国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市场导向型的外资，他们以东道国为目标市场，但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国内消费需求不够旺盛，不得不撤离。这种情况催促我们不是继续依靠压低工资来为外资“创造良好投资环境”，而是要消除血汗工厂，改善收入分配。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