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下午，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上两名中年男子公然举着白纸叫卖“妻子乳房”。记者赶到后才发现，他们“并不是真想卖老婆的乳房”，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目的，不过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帮助他们讨要40多名同乡农民工近20万元的打工钱(9月11日《沈阳晚报》)。
农民工讨薪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但打着“出卖妻子乳房”旗号的做法又的确是一种
出人意料的“特殊手段”。这种做法是对妻子的亵渎，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侮辱。农民工也有着自己的人格尊严，但是，在遭到欠薪又求助无门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将尊严放弃。
这样的呼救不同于以往，在自杀、跳楼之类的讨薪方式被冠名为“秀”，并有可能遭到警方处罚的情况下，自我羞辱成了赢得关注的一种新的选择。你尽可以嘲笑农民工这种“灵机一动”的技术含量，也可以拿道德的手术刀对他们进行谴责式解剖，但是你应当在这种自辱式呼救中听出一种疼痛。
有无数的法律文本中的无数条款可以完美地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但仍有大量农民工无助无奈地奔走着呼救着；律师们可以有条不紊地指出若干条农民工讨薪的合法途径，但是就是这样的路常常让农民工碰壁。如果有人质问农民工为什么不去依靠法律，那么农民工应当能够反问：当我们依靠法律时，是谁没有让法律得到执行？当正常合法的道路难以走通的时候，弱势者会尝试种种他们认为可行的道路，自辱即是其中之一种。
给权利一个通道，弱势的农民工更加需要这样的一个通道。
周之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