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刚刚公布的审计结果中，尽管40多个部门的违纪行为历历在目，但回应者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自行赦免。国家旅游局面对近700万元的不当资金，竟表示“这是简单的事情，不是腐败。”（9月13日《北京晨报》）
国家旅游局何以视700万元的违规资金如等闲？国家体育总局又何以年年成为审计通报中的“违纪专业户”？而审计部门何以总是走不出“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尴尬和怪圈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审计署每年掀起的“审计风暴”中，所列被审计单位的违纪行为虽白纸黑字，昭然若揭，可具体到这些违纪行为由何人负责，具体应该追究哪些人的违纪责任，便往往对天发炮而无所指了。于是，再大的违纪金额，再严重的违纪事项，因“只见行为不见人”而最终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审计视野里“只见行为不见人”的执法情形，直接导致违规违纪者的成本要比违规违纪者的收益低得多，从而也使得违规违纪行为会变得有利可图。近年来，出现在审计视野中的审计对象几乎都有违纪行为发生，一些部门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而对违纪行为不能落实到其责任主体，直至形成违而不纠，抑或将执法处罚的枪口对事不对人，对部门而非对个人。这样便演绎成一些部门违纪行为虽连年发生，但相关责任官员个人的命运却不受丝毫的负面影响，于是一些违纪部门的责任人自己宁可充当潜藏在违纪行为后面的“惯犯”，也不愿意丢弃掉因违纪而带给自己部门和自身的那些好处或利益。
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曼有关花钱模式的论述十分恰切：“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最为经济；用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用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事，最为浪费；用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最不负责。”如今那些部门花公共财政的钱，给作为第三者的民众办事，其表现出“最不负责”的状态也在情理之中，但我们若能令每起违纪行为都与其相关的责任主体相对应，并适时对责任主体进行监督，而非仅仅拿违纪行为本身或所在部门说事，那么“只见违纪行为不见违纪主体”的现象还会公然存在，审计机关的执法还会常常遭遇屡查屡犯的尴尬吗？
作者：
侯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