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八字头”(20世纪80年代出生)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选择“出来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共占到71.4%。而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大部分是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9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毫无疑问，“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是一个公民的权益之所在，而“试着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则关乎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说“七字头”和“六字头”农民工“出来挣钱”的目的，更多地体现着乡村草根社会的存在之难，负载着许多生存之重，那么不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八字头”农民工，则更多地体现出农村社会新生代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之后，开始萌生的对于精神及权利方面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在悄然间拥有了现代政治的基本人格。
但是发生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这种变化，如报道所言，可能会让城里人始料不及。
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始料不及”。从来不曾关注，始料不及自然也就成为必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群体真实的生存以及精神状态，一直都处于被城市社会所漠视的境地，他们被城市社会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们的悲喜在城市人眼中无足轻重，只有当出现“阿星杀人”之类的悲剧时，才会激起一阵反思，但同时也加剧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疏离。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政策依然没有为改变农民工这种存在状态作出更好的调适。所以由此而言，“始料不及”仍然只是断裂的城乡社会的一次延续。
因此，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内生的、自发的诉求，更需要直面的依然是我们一直都在追问的话题：如何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国民身份难题，如何让城市不再仅仅成为城市人的城市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如何在我们社会建立更流畅、更灵活、更人性的阶层流动机制———200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披露，目前我国合理的社会流动模式还没有形成，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与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而且事实上，这一切已经俨然成为我国一些社会问题的根源。
面对如此变化，我们的公共政策应当作出及时的反应，应当为它们的到来作出调适，并且准备得更加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