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峰寻父：战死的普通人，到底在为他们找什么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现在他们没有坟墓，也没有遗骸，甚至没有一份荣誉。我们到底在为他们找什么？”

　　71岁的孙秀峰被肺心病折磨多年，每到冬天病痛更加猖狂。

　　她喜欢夏天。夏天，天气好的时候，她总是坐在门口，眼睛望向院门。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的一个叫乌素图的镇上。此时是晚上，孙秀峰坐在火炉边，怀里是一堆尺寸不一的带有字迹的纸和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父亲的入伍通知书，它们在柜子里像宝贝一样被珍藏着，见证着这几十年来孙秀峰对父亲的寻找历程。

　　孙秀峰把它们一张张放进了火炉里，只留下那张通知书，“等我走后，把它放进我的棺材里”，她告诉坐在旁边的三个女儿和已经78岁的老伴朱元。火炉里的纸都燃成了灰烬，孙秀峰哭了，他们也在哭。

　　1948年，她的父亲孙耀离开了家，那个家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玫瑰营村。之后父亲音信杳然。孙秀峰也寻找了57年。

　　父亲参军

　　1948年3月，孙秀峰13岁。父亲孙耀因为帮村里人要账而去了张家口。临行时，孙秀峰送父亲到门口，她不希望父亲离开。4岁那年，她的妈妈去世了，继母的苛刻让她备感父爱的珍贵。

　　“在家听话，我很快就回来，少则六天，多则八天。”这成了孙耀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

　　几个月过去了，孙秀峰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继母告诉她，“你爸爸不回来了，你就得养着老娘。”那年夏天，她被送到继母的姑姑家干农活，冬天农闲时，她被撵了出来。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她被爷爷以一头牛、十袋麦子的代价换给了乌素图镇的一个姓朱的农户。这是位于内蒙古辉腾锡勒草原北部的一个小村镇，隶属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

　　冬天，她和一个叫朱元的人结了婚，那年她15岁，他22岁。

　　孙耀的去向，孙秀峰是在几年之后知道的。在张家口，孙耀被国民党部队抓了丁，不久之后，他又加入了解放军，并开赴太原战场。1949年1月，部队给他的家里寄发了入伍通知书，当地政府还给孙秀峰的爷爷颁发了光荣军属牌。

　　但没几年，这个牌子被收回了。因为杳无音讯，有人怀疑孙耀叛变了。这让孙秀峰的爷爷抬不起头。他四处寻找儿子，但几年下来没有任何进展。

　　徒劳的寻找

　　1970年代后期，入伍通知书从爷爷传到了孙秀峰的手里，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过程。先是距乌素图镇60公里的察右中旗民政局，之后100多公里外的乌盟民政局，然后是张家口、北京、呼和浩特、济南……

　　孙秀峰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父亲的努力，尽管她一直在碰壁。

　　她只会说当地的“土话”，她不认识字。接待她的人听不懂她的话，他们多是告诉她“都什么年头了，我们找不到”，“你回去吧，我们慢慢找”……孙秀峰通常会从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一张纸条，然后按上面的内容去另一部门，然后再收到另一张纸条……

　　在张家口民政局，她拿着一张纸条出来，不认识纸条上写的“收容所”三个字，直到去了那里。

　　在北京期间，为了找“国务院”，她见到环路汽车就上，转了一圈后又在上车的地方下来。

　　在一个军区的办公室里，有人打开一个大柜子，指着里面密密摆放的档案资料，告诉她这全是士兵的名册，“这么多人，你要我们怎么找”。

　　“我们并不希望妈妈出去找”，大女儿朱美鱼当时已经出嫁了，直到出嫁之前，她还没有穿过袜子。家里异常窘迫，每次把猪、兔子、鸡蛋卖掉之后，孙秀峰就出门了，少则几天，多则一月。“当看到她把烙的面饼放在包里，我就开始反对，我知道她又要出门了。” 朱美鱼说。

　　持续地寻找到90年代初，孙秀峰的身体开始衰弱，她无法再出远门。

　　一个老兵的“纪念情怀”

　　2005年12月，孙秀峰的第五个孩子朱敏偶然在电视上知道了王艾甫，这个68岁的老人是太原市收藏协会副秘书长，10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在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将士的家属。

　　那是一份记载着866个阵亡将士的名单，以及84封没有寄出的阵亡通知——在太原战役中，解放军伤亡达1.5万人。

　　朱敏尝试着给王艾甫打去电话。她没想到，在王艾甫收藏的《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里，赫然写着孙耀的名字！

　　“登记册”是王艾甫从旧书摊淘来的。那是1996年春天，在太原市南宫广场，书贩们把从各地论斤收来的旧书刊堆放在广场上，王艾甫以3000元的高价买下它们，当时他每月的退休收入只有300元。

　　曾经当了20多年兵的王艾甫对阵亡的战士有特殊的感情。这种特殊的感情源于援越抗美作战。在赴越之前，他们在河北昌黎县集训，王艾甫认识了来自山西的张广元，之后，两人情若兄弟。1967年4月6日晚上，这个在笑时总露出两个虎牙的小伙子牺牲在越南战场，王艾甫亲手埋葬了他。

　　复员后，王艾甫想去看看张广元的家人，但在当地的民政部门他竟然查不到这个二等功臣。

　　“转业时，我已经有了老婆孩子，搬家时还有两车东西。而他现在只有那一小块地方，在友谊关以南36公里的路边。”王艾甫经常到烈士陵园，在那里遥祭牺牲的战友。

　　因为这种情感，看着那84份没有寄出的阵亡通知，他产生了为烈士寻亲的想法。“每一个烈士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我能想象他们悲痛思念的情景。”

　　从1996年开始，王艾甫开始了他的“寻亲”活动。按照阵亡通知的地址，他一一往当地民政部门邮信，打电话。但大多没有回音。

　　直到去年10月，新闻单位开始关注这份烈士名单，事情开始有了进展，陆续有烈士的亲属被找到。

　　两张纸的相逢

　　“妈，我找到姥爷的下落了。”朱敏急切地给家里打电话。孙秀峰起初并不相信。

　　直到2006年4月15日，孙秀峰仍然怀疑着。那一天，七个孩子都赶回了家。包括呼和浩特的小女儿、北京的朱敏、包头的三女儿。

　　她们在等待第二天——王艾甫到来。

　　一家人整夜未睡。孩子们发现喜欢念叨往事的母亲变得话少了。

　　10点钟，在已经望了几十年的院门口，孙秀峰看见了几个陌生人走进来。孩子们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来了”……

　　那是安静的半个多小时。

　　孙秀峰张着嘴，干裂的唇抖动着，屋里可以听到她那急促的气喘声，泪水沿着老人那一道道皱纹流淌着。

　　“在那半个多小时里，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大家看着她，跟着一起流泪。”王艾甫说。

　　周围是孩子们、78岁的老伴朱元，王艾甫坐在那里，还有几个陌生人。看着他们，孙秀峰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政府！

　　孙秀峰从木柜里取出一个小布包。她一层层打开，在所有的布都剥开后，一张破碎发黄的纸露了出来，孙秀峰小心地把它捧到王艾甫眼前，这是孙耀的入伍通知书。颁发日期是1949年1月。

　　王艾甫带来了《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把有孙耀名字的那页，念给孙秀峰:孙耀，1948年12月30日入伍，牺牲时36岁，平时各项工作很积极，给房东挑水，战斗上服从(命)令，很好。

　　孙秀峰用她那发抖的手触摸着“登记册”，在1948年3月，这双手并不像现在这样粗糙、苍老。

　　王艾甫走后，孙秀峰病情突然加重，她的嘴张着，但无法呼吸，皮肤的颜色已经变紫。孩子们以为母亲凶多吉少，朱敏则在自责——她后悔告诉了妈妈有关姥爷的消息。

　　孙秀峰被孩子们送到离家100公里以外的乌兰察布盟医院。

　　从医院出来后，孙秀峰每次看到电视里的战争场面就会流泪，她告诉老伴，她的父亲“可能就是被那些枪炮打死的”。

　　我们到底在为他们找什么

　　从孙秀峰家里回来之后的几个月里，王艾甫遇到了困惑。他开始对自己“寻亲”活动的意义产生怀疑——这跟他之后两次再去乌素图镇有关。

　　第二次是在6月初。跟他同去的还有太原市民政局人员。在乌兰察布盟民政局，一名优抚科(贯彻《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工作人员问王艾甫，“你跟她家什么关系？”这让王艾甫觉得诧异。

　　之后在孙秀峰家里发生的事情同样让王艾甫意外。

　　同来的乌盟民政局的人不愿意上前慰问孙秀峰，大家合影时他也拒绝参加，说“别别别，等我们以后落实了再说”。

　　“我不知道落实什么。即使现在没有烈士称号，至少他们是军属，你不该看看吗？按照中国人的良心说，她是一个病人，你至少也应该说两句话啊！不，他没有去做。”王艾甫感到了失望。

　　7月10日，王艾甫第三次来到内蒙古，因为要申请革命烈士称号必须在牺牲者所在地或家属居住地，随行的还有电视台记者。

　　王艾甫和朱敏一起来到乌盟民政局优抚科，他们拿着太原民政局为孙耀开具的在太原战役中牺牲的证明、当地政府开具的孙耀与孙秀峰的父女关系证明，还有孙耀的入伍通知书和阵亡登记表。

　　“凭这几样材料，再加上电视媒体在场，我以为事情会好办。但他们不让记者拍摄，并喊着要记下记者车牌。还说我们是吃饱了没事干，净给他们找麻烦，”王艾甫说。

　　朱敏看到，在王艾甫愤怒地说出一句粗话后，一个优抚科人员开始动手打他。

　　“一人当兵是全家光荣、全村光荣、全厂光荣，杨利伟‘上天’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光荣，为什么他们不想要这个荣誉！”在太原市文庙附近的一家饭店里，68岁的王艾甫流下了眼泪，之前找到那些烈士家属时的快乐，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现在他们没有坟墓，也没有遗骸，甚至没有一份荣誉。我们到底在为他们找什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何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