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勿忘遵义会议民主决策的“光芒”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遵义会议是绕不过的话题。历史告诉人们，没有遵义会议的成功，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舵手地位，就不可能有长征的最终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言，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然而，遵义会议如何能扭转乾坤？这其中，既有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的残酷现实，也有着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引发全军广大将士的严重不满这一现状，还由于处于中央和红军高层许多领导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挽救中国革命的强烈愿望。史料同时告诉人们，“失去军事指挥权两年之久的毛泽东，就在担架上也没有放弃过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从湘南通道到黔北黎平，毛泽东等人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1934年末至1935年初的3个星期内，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紧急会议。三次会议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变化，也就是期盼铺垫着一个重大转折——遵义会议”。(见新华网2006年8月31日电)

　　那么，遵义会议又是怎么召开的呢？多年来，史料已作了详尽的披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遵义会议是在平心静气、民主气氛中进行的。先有博古的“主报告”，继而也有周恩来的“副报告”，还有张闻天作的“反报告”，最重要的引发人们思考、最终主导会议则是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对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危害，剖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的重要发言。此外，除参加会议的8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一批高级将领共20位参会者都发了言，其中许多人不止一次地发言。而面对面的观点交锋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也更容易辨出真理与谬误。事实上，通过平心静气的观点交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得到彰显，最终统一了领导层的思想。毛泽东在我党我军中的核心地位也由此确立。

　　可见，遵义会议的光芒，不是谁压倒谁的结果，而是包含着集体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光芒。假若当时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采用压制武断手法的话，十有八九会议不会取得成功。李德之所以为广大红军将士所诟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独断专横瞎指挥，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

　　其实，民主决策的成果不仅见于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同样见诸载入我党史册的七大、八大。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能作出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决策，人们也津津乐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有数十天时间的中央工作会议，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在民主气氛中，与会的高级干部们敞开心扉，运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分析现实，评价历史的是与非，最终形成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

　　遵义会议与许多成功的会议都昭示着人们，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充分发挥民主才是真谛。只有发扬民主，人们才敢于各抒己见，认清错误实质，认识真理的重要；只有发扬民主，才能最终形成统一的思想，形成上下一心的意志，铸就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发扬民主的重要，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有过精辟的论述，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其中，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概括的三句话，“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体现了民主意识的重要性。“民主执政”是个重大课题，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而言，“一把手”就需具有良好的民主意识，有着能容得下不同意见的胸怀，党内和班子内有着鼓励人们敢讲不同意见，敢唱“反调”的氛围。

　　但是，许多事实证明，对于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做出某些贡献的人们而言，要听得进不同意见恐怕不是易事，要真心实意地接受下级或人民群众监督更是难事。一些单位领导每每听到与己不合的意见，动不动放出“没有与领导保持一致”的“重话”，甚至斥之为“与领导对着干”的“另类”，轻则给穿小鞋，重则想方设法压制或调走等等。个中之因，是这些人对民主意识淡忘了，把自己作用夸大了。而许多事实证明，凡是民主意识缺失的官员，几乎都与独断专横结盟，往往都会在工作中酿成乱局。因此，在改革开放步入黄金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今天，强调保持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不仅事关官员的修养，更重要的是能否坚持“民主执政”方针的重大原则问题。

　　扭转历史乾坤需要正确路线指导下的民主意识，而推进全面小康社会事业，推进社会和谐建设同样需要发扬民主作风。而今，在重温遵义会议这一课之前，笔者也感到，纪念遵义会议，勿忘遵义会议民主决策这个“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