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又有“报警电话欠费停机”的新版本了，9月8日《华商报》消息：报警电话是群众遇到困难或紧急情况时与公安机关联系的重要渠道。然而，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部分群众昨日反映，耀州分局王家贬派出所公布的报警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原因是欠费停机。
“所里三部电话都停机了！”这话的惊悚效果怕是要让我们庆幸好在“耀州”离我们还不算近。从概率论看，“欠费停机”的报警电话总是难免会遭遇民众求救的可能的，但
停机的电话硬生生关闭了社会风险信息反馈的大门。对电信部门而言，通信服务也是一般商品，享受了服务自然要埋单，无论谁欠费，电信都有权“停机”；而派出所似乎也是有苦难言，报警电话毕竟属于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虽由其管理运行，但作为职能部门的派出所肯定出不了这笔资金。在这个“两难困境”里，最悖逆的其实不是电信消费权则的简单界定、而是作为公共产品供给动辄被“掐”的尴尬语境——报警电话一次次被停了、红绿灯被黑了、市民公园被停水了……在公共财政貌似捉襟见肘的“委屈”里，公益和财政的博弈从来就是以公众利益被戕害而告终，财政的讳莫如深和自证孱弱如影随形。今年很大的一个趣闻就是“美国新泽西州政府关门”了，根子出在“平衡预算方案”上，在规范有序的财政框架里，缺钱的结果只能是政府关门——遗憾的是，我们的报警电话可以停机、红绿灯可以断电，从不见政府自减经费、缩编人员为平衡公共利益“断尾”的。政府是喝纳税人的奶长大的，其能否真正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行政取向，首先取决于它能否超越自身利益的决心。如果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再苦不能苦公仆”，那么，当公益和财政对峙的时候，受伤的只能那些没有发言权的“报警电话”了。
公共财政断裂下的“公益欠费停机”之所以惯性化地出现在行政坐标里，根源无非有二：一是职能部门自裁其利。政府理应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己任，“报警电话”显然要优先于“警员工资”、“办公环境”等等，问题是在现实的利益配置格局中，由于公益天生的信息不对等，程序正义常常被省略，“空调”反而优先于“报警电话”了；其次是公共财政的制度性断裂。说一个派出所支付不了三个报警电话实在有点天方夜谭的况味，公众纳税供养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全面而温情的公共职能，供养不了报警电话的财政逻辑上推测应该快接近于关门了，可是事实呢？硬约束、高透明的财政序列恐怕才是问题的核心。
当然，“报警电话欠费停机”也再次警醒我们：公共利益是到了需要立法予以全面保障的时候了，无论是行政作为还是市场游戏，都得在公共利益的敬畏之上，任何的困境和语词都不能将公共利益抛于半空。当有一天，你身临险境，报警电话又告诉你“咱欠费停机”，这个黑色幽默的代价谁承受得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