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一生洞若观火

　　元勋子弟集体亮相长征路上口述历史

　　□本报记者寿蓓蓓

　　■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在长征中曾任红军团长，支队、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建国后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

　　■黄晴：先后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至今。其间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黄梅：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英美文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其间曾获美国新泽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三年级的小学生黄梅恐慌了整整一个暑假，也没见家长来责问她为什么操行评定只得了“中”。这是1959年夏天，父亲黄克诚参加庐山会议回来，全家人的命运急转直下，9岁的小黄梅对此还浑然不觉。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读书吊儿郎当的小姑娘已渡尽劫波。2006年7月27日，在重走长征路上，56岁的黄梅主动向记者讲起“父亲的马”，这是她听父亲讲的惟一一个长征故事，能够与父亲平静地交谈便是幸福回忆了。

　　口述实录：马的故事

　　1934年9月底，黄克诚从博古报告和张闻天的文章中，觉察到中央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他急忙赶到部队医院里去，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约有一万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和不能出院，只有少数同志归队了。那些没有跟部队转移走的伤病员，后来全部损失掉了。就这样，红三军团从于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长征途中，红军“捡”到了一个土豪的儿子，只得带着他走南闯北。

　　起初有位炊事员用箩筐挑着他，后来长征过雪山，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和我父亲一道，拉着父亲那匹马的尾巴一步一喘地攀过山来。父亲说：“我们爬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这座山看上去不算高，海拔不过三千多米，但爬起来却感到非常吃力，每移动一步，都相当困难。”

　　“我们那位老饲养员不简单哪，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养活了那匹马，要不是那匹马，我们就都埋在那了。”

　　土豪的儿子走过长征成了战士，在解放战争中他战死沙场，死时才20岁出头，已经是骁勇善战的团长了。轻易不流露感情的父亲极为悲恸，由于南方口音“黄、王”不分，有些人还以为这个姓王的年轻团长是我父亲的儿子呢。

　　长征不仅仅是父亲的长征，不仅仅是领袖们的长征，也是老马夫们的长征，还是父亲那匹战马的长征，是许许多多倒在这条路上的牺牲者的长征。

　　长征出发时，我父亲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的政委。他们师是先头部队，先后有两位师长阵亡，一位师长负重伤，他也几次遇险幸免于难。

　　父亲在长征出发时是师政委，因多次直言，等到陕北时，已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他的马也早没了。

　　但不论父亲的个人际遇如何，都没动摇他跟着队伍革命到底的决心。他深信这支队伍的宗旨是为中国、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也许，这就是长征人拖不垮打不烂的原因吧。

　　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

　　湘江战役异常激烈。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即前去接任该团团长，不久也牺牲。当主力全部通过湘江之后，黄克诚就对张宗逊师长说，应指挥部队迅速撤退。张宗逊因为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就说不能撤。黄克诚说：“你指挥部队迅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张宗逊才勉强把部队撤走，使第四师得以保全。当时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就在湖南境内被敌人截住而损失掉了。

　　中央军委秘书长、大将、解放军总参谋长……人们记住黄克诚，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长串耀眼的头衔，亦是因为他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仗义执言。

　　1965年，赋闲在家的黄克诚就任山西省副省长，第二年到太行山区抗旱时，念及彭德怀，赋《江城子》一首：“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冈；”“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听说，彭德怀临死时，说黄是他最好的朋友，而黄克诚也曾几度梦见他。

　　童年最后一个夏天

　　部队在瓮安度过了1935年元旦。经过长途跋涉转战，体力消耗相当大。过元旦时黄克诚曾想方设法搞到一点好吃的东西，让战士们过新年时稍许改善一下伙食。结果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得到，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元旦的窘迫景状，使黄克诚后来许多年都不能忘记。

　　“对父亲的记忆是从庐山会议后开始的。”黄克诚之子黄晴说。当年他11岁，上小学四年级。他记得，父亲那次开会走了很久，开完会回家，“一进屋就谁都不让进了，和我母亲在屋里谈话。当天夜里，母亲把我和哥哥从床上叫起来，告诉我们父亲犯错误了”。

　　“当时我就懵了，有无法存身的感觉。”这种感觉如此清晰，黄晴形容，如同脚下的土地一下子没了。黄晴就读的八一小学是军队干部子弟学校，他顿时陷入被逐出校门的恐惧中。

　　事实上，不仅他没有被逐出校门，妹妹黄梅反而转学进来。开学时，父母终于发现黄梅隐瞒了一个暑假的坏消息。“大概觉得没有余力管教吧，决定送我去住校。那时父亲已被罢了官，还费了点力气才把我送进八一学校。”黄梅说。

　　尽管没有人告诉黄梅家庭横生变故，9岁的女孩却隐约意识到了这一切。“我父亲出了事我是知道的，”黄梅说，“干部子弟学校多少有这种风气，比谁家在部队里怎么样，我知道我是另类，不能跟人家比。”

　　处在同样的环境压力下，哥哥黄晴也有同感。他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一次打乒乓球，打赢了的他嘲笑对手球技太烂，结果同学火了就说你们家是反动派。

　　“我不说什么，拿着拍子就走了。”“我懂事以后，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大阴影下，有种想摆脱的愿望。”黄梅说。转学之后，她的成绩突飞猛进地好了起来，一跃成为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

　　那件事在家里无人提起，也无人忘记，孩子们各自面对人生忧患的起始，之间并没有沟通，而对于自己的童年，黄晴黄梅兄妹不约而同的评价是：早熟。

　　认识父亲回归平常

　　渡过大渡河后，部队在芦山、宝兴短暂停留，准备过雪山。这一带气候寒冷，前一段因天气暖和，黄克诚把皮大衣丢掉了，感到非常后悔。这时有的同志为了轻装，要丢掉皮大衣，黄克诚力劝他们不要丢，过雪山时用得着。如果早知道要过雪山、草地，部队的服装、粮食、食盐等预先准备充足一点，在雪山、草地的牺牲就可能大大减少。但此时已来不及了。

　　黄晴的早熟体现在政治上。“家里不谈政治，但我心里有看法，我觉得父亲他们并没有太大的过错。”他说。

　　而黄梅认识父亲，则花了长得多的时间。她后来在悼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我不知父亲是否注意到了我的冷蔑态度。小孩子有时是很残酷的。”在《我心目中的父亲黄克诚》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总是怀着极其警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朴素、淡泊、不像坏人的‘坏人’。”

　　了解父亲始于1972年5月，黄克诚与家人隔绝已是第六个年头，第一次被允许家属探视。

　　得知大儿子在湘南沱江工作，黄克诚连称那里山清水秀，说他长征时从沱江附近走过；听说一个月有46元薪水，黄克诚又赞叹说，有吃有穿，有工作做，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啦。

　　他最关心的仍是国家建设，黄梅写道：“他对湖南省那年的粮产颇为不满‘怎么还不到400亿斤哪’，接着话题又转到铁路建设，然后又是新油田……‘这些都是我从报纸缝里读来的’，他像孩子般得意地说。”

　　“他的笑意与他的处境、样貌极不相称，从中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蕴藏在他心底的一个共产党人不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双目失明洞若观火

　　(到陕北后)黄克诚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他认为，在长征途中，最辛苦的要属三类人员：一是司务长、炊事员、后勤人员和医务人员；二是侦察、测绘人员；三是电台、电讯人员。若没有上述这些同志异常艰苦的工作，部队简直是寸步难行。称他们为无名英雄，是当之无愧的。

　　1978年，黄克诚以76岁高龄复出，任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一如既往讲真话。复出一年后黄克诚双目失明。1980年他在中纪委一次座谈会上说：“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现在贯彻得很不理想、很不得力。为什么不敢负责呢？就是怕出错，怕得罪人，怕丢乌纱帽！”

　　“父亲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发表讲话《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梅说，“1980年代初，社会上有一股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思潮。我父亲不计个人恩怨，从党和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对林彪的评价他也力求公正。《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写林彪条目时，送请黄克诚审读。他让秘书念了两遍后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实事求是地说话。”“文字少不说，他的战功也没有反映出来。既然是百科全书，就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黄克诚说。

　　于是他约请编辑当面阐述了修改意见，提出要学习司马迁秉笔直书，写出历史的真面貌。

　　黄克诚1986年以84岁高龄去世。他的“家训”有：“你们要学革命，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

　　黄晴说，父亲从不关心孩子有没有“出息”，只是要求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

　　黄克诚的两子两女无一从政，从事的职业分别是工程师、学者和记者。采访中本报记者接触到的黄家子女作风朴实，都是寻常百姓，确有“乃父之风”。

　　(资讯：马捷婷)注：文中关于长征的楷体文字均据黄克诚《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

　　黄梅本报记者王轶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