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锅饭”餐厅与保尔的复出

　　作者：王石川 （个人文集）

　　广州三育路新开一家具有“文革”时期特色的饭店，餐厅店名就叫“大锅饭”，服务员一律身穿军绿色制服、佩戴“红卫兵”袖章。装修更有特色，店内挂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宣传画，贴着“社会主义江山永葆青春”等标语，革命领导人画像随处可见。（9月15日《南方都市报》）

　　这些年，“红色冲动”越来越走俏，各地不时传出“大锅饭”、“红卫兵”、“红色经典”等字眼。这次是开“大锅饭”餐厅，前些时候河南郑州某学校开展“红色教育”，小学生手执红缨枪站岗，上课要学“老三篇”。应该说，作为商业招徕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偶尔为之的教育模式，未尝不可。但令人警觉的是，有些人对此大声礼赞。比如，“太好了！怀念那个思想单纯、衣食无忧的时代！”“老板很有创意，希望有识之士在全国推广。”前些时候的“红色教育”，同样也被铁杆支持者赞为“很了不起”。这既让人纳闷也让人不安。

　　笔者想起了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写的一篇文章：《保尔的复出与历史反思》。前几年，中国版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热播时，众出版社也竞相“大炼钢铁”，于是国内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保尔热”，“要比尔更要保尔”甚至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最夸张的是，饰演丽达的演员竟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丢掉保尔精神。”许多人常爱引用这句话，表达沾沾自喜之情。对此董健说，“当时的保尔”，无疑是人格高尚、意志坚强、理想远大的青年。但是，他的“苦大仇深”、“爱憎分明”，迷信政治领袖、一切服从“集体”，这些性格上的特点是有可能被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用作培养“驯服工具”、宣扬奴隶主义的道德“资源”的。

　　不能不说董健的识见是诚恳和中肯的。人们追捧保尔，却忘记了保尔是被深深意识形态化和政治教化化了的。同样的道理是，许多人不顾一切地向往“文革”，却忘记了“文革”的不义；他们只看到了大锅饭的“公平”，却意识不到这样的“公平”是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同样，不能只看到忠字舞的舞姿优美，要看到它背后的隐喻。还有，针对这家“大锅饭”餐厅的服务员，身着“红卫兵”装束，有人戏言：这犯了常识错误，红卫兵可没端盘子的，他们那时是一颗红心，一腔热血，一副白脑子，吃遍全国，搞乱全国……。诚然，别只看到红卫兵的逍遥，还应看到逍遥背后带来的乱象。

　　已经驾鹤西去的学者李慎之曾感叹：“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公民意识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不容回避的是，正如有人直言，“中国老百姓的‘顺民意识’太强”，“顺民当惯了，哪有公民意识？”学者汪丁丁在《走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也疾呼：我们举目四观，许多国民还是怀着那样的心态，还是除了仰脸横行的时候就是低头顺受横行的时候，还是缺少那种不肯仰脸横行且不肯忍受横行的国民。后者今天被称作“公民”——因为他们是启蒙了的国民。我们何时才有“公民意识”呢？这种追问发人深省，但谁更给出时间表呢？

　　1936年，作家纪德带着无限憧憬出访苏联，但所见所闻一下子击粹了他的“理想式幻觉”。在这个所谓的理想国里，纪德看到的是严酷、刻板、教条、多疑、强权和虚伪。归国后，纪德凭着一个作家的良知写下了《访苏联归来》一书。由此，笔者想问的是，如果70后、80后的一代，由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加上对现有的资料触及不多，产生“文革”是理想国的幻觉，尚称得上情有可原，那些亲历“文革”的人为何仍念念不忘文革呢？这实在太耐人寻味了。

　　审稿：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