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顶包”事件折射出“奴才与主子”之遗毒

　　由四川省选出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学玖，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辆，造成车辆事故，致一人死亡，其后又同意由他人顶替承担责任，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妨碍案件查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其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2006年8月28日《新华网》）

　　其实这样的“顶包”事件已经不再新鲜和稀奇了，很多新闻媒体都已经报道过类似

　　按照逻辑思维，不妨给这些“顶包”事件的主人公算算账，模糊下去，那可是对于公众知晓权的一种罪过。

　　其一，之所以出现“顶包”事件，主要原因在于肇事者一方，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情况下，这些违规违纪的一般都是“大人物”弄下的烂摊子，自己屁股上的屎擦不干净，找个愿意做冤大头的来帮自己添干净。这些“大人物”相对于“顶包者”来说是大有来头的。就拿这次酒后驾车撞死人的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学玖来说，他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大到几乎是“一方诸侯”的地步，身兼数职，还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那么当地政府机关为不给自己抹黑，肯定要尽量“保护”，找个替罪羔羊，来挽回政府的面子，“帮助”犯规的同志躲过一劫，是相当符合“官官相护”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则”。而这垢藏于背后的正是一股看不见的“官本位”潜规则。

　　其二，于是有了罪魁祸首的“全力以赴”，那么找个“顶包之徒”是相当容易的。这中间，肯定有一种看不见的交易，交易的条件，肯定是出于“顶包者”心理承受极限的，常言说的好，有钱能使鬼推磨。而今天这话又高上一层楼，有钱能使磨推鬼。一万两万打不动你，十万八万总可以吧，十万八万不行，老子有的是钱，给你个百儿八十万也不在话下。于是这个极限的突破，势必会导致一些为钱不要命的“顶包”之徒的“动心”和“献身”呢？记得读《金瓶梅》的时候，韩道国为了贪图西门庆的钱财，把老婆王六儿都献身出去了，其它“献身”又何妨不可以做呢？

　　其三，“肇事者”一般都是主子相，“顶包者”都是一副可怜惜惜的奴才相。这正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传下来的“奴才作风”和“上尊下卑”的极度入魔的流毒。于是，主子与奴才之间，都是主子的话就是“圣旨”，就是“金口玉言”，而作为奴才的“顶包”者，只有听从主子的吩咐，点头哈腰，“奴才该死”、“奴才照办”、“奴才遵命”、“奴才效忠”等等，一副哈巴狗姿态。那么“心甘情愿献身”的奴才就会善于遵循抓住“机遇”的原理，挺身而出。而这一点绝对是主要促成“顶包”事件交易成功的最大罪魁祸首。

　　那么由此来看，常常发生“顶包”事件的根源就不言而喻了，于是有钱者可以利用贫穷者的弱势，当官者可以利用下属的奴才之心，“因地制宜”和“合理开发”的“科学观”把这件“顶包”事件处理得冠冕堂皇。

　　这让我想起历史上著名的谏文《邹忌讽齐王纳谏》，文中言道：邹忌修八尺有余，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这不正是“顶包”事件屡屡发生的一个绝佳心理写照吗？也正说明几千年来的封建毒害思想，还在我们这个社会流行。如果这股怪异的封建遗毒上尊下卑、主子与奴才的丑恶行径不打破的话，那么像这种“顶包”事件还将不断上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