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期间劝返农民工该问谁

　　14日，针对奥运期间放假、机动车限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入境等首批65个奥运立法需求项目，北京市确定初步处理意见。其中，对于农民工、流浪乞讨人员等群体，将采取诸如“劝返回乡”和“加强救助”的办法予以应对。（9月15日《华夏时报》）

　　北京奥运是全国人民的奥运，不是剔除农民工后的奥运；拔地而起的奥运会场凝结着农民工的汗水，没有他们就没有美丽的奥运。现在，奥运即将呈现给世人它美丽的一面，

　　与“劝返”农民工的理由相比，我更关心的是，在讨论“劝返”决定时农民工参与了没有？据报道，“劝返”是北京市的初步处理意见。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处理意见里，有决策者的声音，可能有北京市民的声音，但唯独没有农民工的声音。这个为奥运作出贡献的群体的奥运参与权利被剥夺了。

　　如果这个“劝返”决定征求农民工的意见，我相信，农民工即使不愿意接受，也并非为了看那场举世瞩目的奥运。奥运再好，对于农民工来说，打工挣钱和养家糊口仍是第一需要；奥运影响不了农民工，但在某些人眼里，农民工却影响了奥运，并因此置农民工的现实需求于不顾，将其北京谋生的路子堵死。

　　出台管理方式漠视被管理者的诉求，是当前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最近的例子是郑州恢复“暂住证”。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说郑州市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但很明显，在恢复“暂住证”的讨论里，同样没有被管理者流动人口的声音。

　　言论自由是最大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权利平等。从北京市出台“劝返”农民工决定，我看到这一真理。因为没有平等的发言机会，那些对自身不利，甚至剥夺自身权利的决定，就不可避免地出台并实施。对于弱势群体，发言机会比一堆食物更重要。

　　■王攀（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