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拷问“从受助者到捐助者”下的道德困惑

　　苏明娟去年7月从安徽大学金融专业毕业，进入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工作。今年7月以来，社会各界义助贫困大学生的行动感染着苏明娟，于是她将自己积攒的1000元工资捐了出来，希望帮助和她有着同样命运的贫困学子。她对此的解释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捐助者，像任何一位捐助者一样，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据8月26日《大河报》）

　　本来一个人得到社会救助之后，若能在完全胜任的情况下，回报社会、回报身边的人本无可厚非。那么我以为，一个刚刚走向工作岗位，工资并不是很高，还要经常寄钱给家里的人来说，再试图回报社会回报曾经与她一样的学子，我想这是一个公众形象下的压力所致。那么她根据自己的情况有必要回报社会吗？那要看情形而定，我们希望工程的常青，不是建立在一个资助过后的人们再接着替补完成下去的一项工作，这是一个长线的战争，它需要很多人，很多有社会良知的人，艰巨而经久不衰的一场持久战，去共同完成的。如苏明娟这样的捐助，从道德角度衡量，是值得称赞和肯定的。若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就另当别论了。

　　据我所知，一些公众人物，做本身并不能及的慈善基金会，这就是一个公众捧起来的高高在上的英雄人物，他的背后要承担着更多道德上的东西，甚至在自身情况并不乐观的情况下，还要顾及到社会、媒体、政府、公众等等，那颗爱心已不是他们自己的了，而是公众任意取之的。一旦爬到这个高高在上的英雄舞台，他们似丢失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一心全想在那些能够给他带来道德上自慰的“伟业”。一旦陷入这样的怪圈，最后就是他们重重压力之下的高处不胜寒。与其说这是他们心甘情愿所做的事情，不也正是他们“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吗？谁又是造成这样的后果呢？

　　当看到另一名希望工程的受助者，从安徽省望江县一个偏僻小山村走出来的孤儿甘明华，在大学刻苦学习期间，还一直打工资助更多的贫困同学。每个假期，甘明华都不回家，同时做几份家教，除了生活和学习的必要开支外，奖学金和做家教的收入他都用于资助他曾就读过的大同希望小学里同是孤儿的同学：有同学上大学，他先后资助四五千元；得知低他一级的校友复读，他又寄去500元。我的心在痛！

　　我们缺少什么的时代，往往就会立出一个榜样，以供别人学习，我们缺少英雄，就不停地造英雄，我们缺少真正为民的官员，抓着一个好官就要大力弘扬，大力倡导，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自己分内之事罢了。而动不动就要搞典型、搞形象、树榜样，我想久而久之就会催生人们的道德疲劳。而那些曾经受过社会恩惠的人，是否一辈子都戴着一顶道德的大帽子呢？他们是否长久的受到公众的关注，再也无退身之处，只能承受着这不得已的道德困惑呢？

　　我们为何不去追问希望工程和慈善基金会都做了些什么呢？那才是好刀用在刃上。记得去年的11月14日，山西沁源县第二中学，因为学校没有操场，而不得不到公路上跑操，结果酿成20余名学生和1名教师遇难的悲剧。当地政府又紧急如何如何放在重点，中央有关部门又如何如何下发命令严查，那么这样的亡羊补牢背后的东西谁看到了？我们政府有教育部，有体育部，有希望工程，有慈善基金会，那么多本该用在学生身上的钱那里去了？那么多福彩和体彩的收入都用在什么地方上了呢？难道连一个操场就建不起来吗？我们有权渴求一个人的道德，我们无权渴求相关部门的资金用途，我们有权评价一个人是否该回报社会，我们却没有权去拷问国家有那么多公款吃喝公款流失，却无钱建几所希望小学，搞些公益和福利事业；我们有权苛责富豪们挥霍无度，从山西煤老板组成购房大军购车大军到温州富豪拼命购买高档轿车，却无权去动员他们真正投入到公益事业上；我们有权弘扬像苏明娟这样知恩图报的公民，却无权质疑那些没有回报社会的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些艰巨而长久的战争打下去，但不是建立在一个道德榜样过劳和重压下的催生。我们的路是否越走远远呢？

　　我们不该背离真正的人性轨道，也不能苛责一个树立起来的榜样非要长久的去回报这个社会，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特权，也不存在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