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政梦破英烈血热

　　撰文：金 叶

　　摄影：倪黎祥

　　禁赌风潮

　　提到广东咨议局，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是时任咨议局副议长的丘逢甲。有一段历史也无法回避，那就是丘逢甲领导下的“禁赌”风潮。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禁赌”风潮并未以成功告终，却始终是这个短暂的“政府部门”，在历史上书写下的最为浓重的一笔。

　　清末，广东赌风很盛，不少人“好赌博，烟管赌具，几视为日用要物”。花会、番摊、山票、白鸽票、闱姓、麻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及四乡八镇，使广东得了“赌国”的恶名。鸦片战争之后，国库空虚，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负担，而官许赌博每年为广东当局带来了600余万元的收入，成了筹饷的重要财源之一。

　　合法化的赌博毒害社会风气，也加剧了清末社会治安的混乱。当时广州有俗话云：“唔怕你精、唔怕你呆，只怕你唔来。”“你不来赌便罢，你若来时，你便输实，死实”。据说有一个纨绔子弟李某，邻居常见他早上穿着一身衣服，怀着多金外出，晚上归来已输得赤条条，连身上的绉纱棉袍棉袄也输去了。不上两年家产输净，他母亲一气病亡。其妻服毒自杀，临死前还写下绝命词四首。其中一首曰：“是谁设此迷魂局，笼络儿夫暮复朝，身倦囊空归卧后，枕边犹听梦呼幺”。

　　1909年10月，丘逢甲被公举为广东咨议局副议长。时年45岁的他本来是台湾人氏，乙未（1895）抗日失败之后，丘离台湾内渡广东，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他是一个对赌博祸国殃民的危害深恶痛绝之人，早在1900年，这个颇有诗人气质的副议长就曾经愤然作过这样两句诗：“何止诛求在市租”、“报国居然仗博徒。”

　　上任之后，丘逢甲雷厉风行地首倡禁赌。他引荐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古应芬任咨议局书记长，同盟会会员邹鲁为议事课书记，一起发动禁赌运动。据《广东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报告书》记载：“议员陈炯明修正禁赌议草一件，经于（1909年）9月29日议计，……此案应通过。”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筹禁广东各项赌馆议案》。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禁绝官许的合法赌博。广东咨议局在禁赌问题上一致表示赞成，可是粤督拒不接受咨议局的议案。咨议局遂采取强硬立场，作出《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以停议、辞职相威胁，迫使粤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但当时官府的态度并不希望一律禁赌，遂以“筹足抵饷”作为借口，提出筹得足就禁，筹不足就不禁。

　　1910年5月，咨议局再次提出禁赌议案。咨议局议员以“民意代表”自居，在禁赌案问题上和广东地方当局展开激烈争斗。10月，咨议局将禁赌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并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亦不遗余力，一时间禁赌声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时，议员之一的大赌商苏秉枢开的“安荣公司”推出新的赌种——铺票，并贿赂拉拢咨议局议员否决禁赌案。有人更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却被严词拒绝。

　　1910年11月9日，在咨议局第十三次会议上，议员们有的主张禁赌，有的为“安荣公司”辩护，争论异常激烈。后来议定投票公决。这天出席的议员有64人，陈炯明、丘逢甲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辩论时溜出会场。11月28日，民间组织“禁赌总会”也在广州文澜书院召开第一次公众大会，强烈声讨“否”议员。

　　1911年初，广西巡抚张鸣岐出任两广总督。他是激烈的禁赌派，上任后厉行禁赌。此时，陈炯明也开办《可报》，把禁赌“可否”的官司从咨议局打到了报纸，通过舆论倡议禁赌。1月8日，北京宪政编查馆电准“庇赌”的“否”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1月31日清廷谕准度支部所奏，从3月30日起，扫荡全省赌博，各县严密查办，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务必尽行禁绝，不留遗种。

　　广州市民当日敲锣舞狮，举行禁赌纪念大巡行。

　　但禁赌案竟在最后关头触礁。武昌起义打响后，广东在9月19日宣布独立，张鸣岐在广东的禁赌行动也随之搁浅。再议赌案时，由于不少议员与赌饷有关，局势变为“否”票压倒“可”票，禁赌案被否。消息一出，引起群众公愤。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咨议局由此陷入瘫痪。当晚，在苏秉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的庆祝晚宴上，“可”票议员无一到场。就在“否”票议员们觥筹交错之时，忽然停电，咨议局内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时才来电。

　　第二天的报纸尖刻地形容这是“活现一黑暗世界”。

　　黄花英烈义长存

　　1910年，被孙中山形容为“惊天地，泣鬼神”的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起义当日黄兴率领革命党先锋队160多人起义，与清军激战一昼夜，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惨遭失败，伤亡惨重，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86人死难。

　　起义失败后，烈士的遗骸从广州越秀山麓至双门底枕藉街道，直至七天之后，才通知各善堂派仵工把烈士遗骸运送到东门外咨议局前的旷地上。

　　而这正是后人经常引用的诗文“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的由来。最后，这72具陈列在咨议局门口的烈士遗体，由革命党人潘达微冒死收殓，合葬于红花岗（后改名为黄花岗）。

　　潘达微在192l年黄花岗墓落成时，曾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殡葬之情形》一文，描述当时72烈士在咨议局门前陈尸的惨烈情形：

　　“辛亥三月廿九之役，吾党举义于广州，攻督署不克，七十二烈士殉焉。时城中百计搜捕党人。越四月三日城门仍半启，侦察出入甚严。余以平民报访员名义，故能于缇骑纵横之际，得往来无阻。是日晨，从南门入，侦知各烈士遗骸已更续移置咨议局前旷地，遂出南门，折而之东郭，则议局前诸烈士遗骸赫然在也。陈尸场上，逻者洞察尚严，积尸分数叠，折臂断月豆，血肉模糊，自不忍睹。余斯时哭不能声，唯有强含酸泪，中心如焚而已……”

　　之所以将烈士的遗体在咨议局门口集中，原本是想将其草草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臭岗者，吾粤刑人于市，丛葬于岗之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扬秽，过者掩鼻，故名之曰臭岗。”

　　得知此消息的革命党人潘达微肝肠欲摧，他想要为这些死难的革命同仁做一些事情。他一方面派人到港，向胡展堂与黄克强报告如何善后这个问题，并特邀其密友谭肇康到穗，助其行动。一方面，他向江孔殷太史商量，请江氏本着公谊私情，大力帮助，向清延当局斡旋说项，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幸得江氏也能尽心尽力，潘达微最后得到清廷官方的特准，他亲率殓工，将72个烈士遗体，安置于东郊外的黄花岗。

　　孙中山九到咨议局

　　孙中山曾先后九次到咨议局旧址或出席会议，或发表演说、或宣誓就职。

　　孙中山第一次到咨议局是在1912年，孙中山辞让大总统职务后，为宣传三民主义而四处奔走，于4月25日到广州，27日出席广东省临时议会欢迎会。在欢迎会上孙中山“讲粤督问题，并促请省议会选胡汉民为正式都督”说：“兄弟到香港时，即闻有人欲行第二次革命，以图推翻广东政府……我辈若不急起维持，将目前紧要事件速为筹划，恐祸端即见于顷刻。盖目下时势如此危迫，亟应即日举定胡汉民先生为正任都督，以按大局，否则乱象立生。”孙中山推荐胡汉民为都督，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广东政局，也调和了当时广东省都督和省议会之间紧张的关系。

　　1917年7月，为了反对北方军阀破坏民主、假“共和”真专制的行径，孙中山又一次来到广州，进行捍卫民主的护法运动。之后，孙中山先生两度护法，两度离开广州，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这场斗争中，他提出了恢复约法、恢复国会的口号。在孙中山看来，“共和国家之总枢，全在国会”。倡导和推动广州非常国会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内容，在这期间，孙中山先后八次到咨议局旧址。

　　1917年7月19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的第三天，出席广东省议会欢迎会，第二次到咨议局旧址。“正午12时，先生偕章太炎、胡毅生等到省议会，受到广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罗晓峰、陆孟飞等热烈欢迎。”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提出了在广州召开国会的主张。

　　8月25日，孙中山列席国会非常会议，第三次到咨议局旧址。这天，国会非常会议在广东省议会举行开幕式，到会议员120余人。孙中山及程璧光、朱庆澜等均列席祝贺，他在开幕式上致祝词：“今北部为叛党所据，遏绝民意，乃相率而会于粤东，举行非常会议，由此而扬谠论，纾嘉谟，建设真正民意政府，起既绝之国运，以发扬我华夏之光荣于世界。”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对护法运动的进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广州军政府是在国会作出决议产生的，它能代表中华民国，合乎法律，具有号召力。

　　9月10日，孙中山第四次到咨议局旧址，于国会非常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发布《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布告》，宣布就职。

　　1918年1月17日。孙中山第五次到咨议局旧址，参加广东省议会和非常国会谈话会，“主要商议解决筹备召开正式国会及其经费问题。”孙中山认为，召开正式国会，所有条约签字国将会承认临时政府，这样临时政府就有权提取广东海关收入和盐税结余，供各方面使用。

　　1月22日，孙中山第六次到咨议局旧址，莅临广东省议会第四次临时会，再次呼吁从速议决国会经费问题，但这次仍像上次一样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2月7日，孙中山第七次到咨议局旧址，宴请国会议员及省议会议员。并发表关于宪法问题的演说，认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宪法，主张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及监察这五权宪法。

　　1918年5月，非常国会召开会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20年，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决定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命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同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主持政局，临时恢复军政府。为了建立正式政府，领导全国革命，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第八次到咨议局旧址，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发表就职宣言：“……竭诚尽志，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

　　10月13日，孙中山第九次到咨议局旧址，出席国会非常会议，报告财务状况及准备出巡广西北伐的原因。同时孙中山认为广东只是偏安一方，苟且能图存，而非久安长治，如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孙中山所提出的北伐出师案。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咨议局旧址。

　　随着北伐的失败，陈炯明叛变、国会议员多转向北京政权等诸多变故，使得孙中山对国会开始厌恶起来，1923年7月4日，孙中山在给上海徐谦的复函中写到：“……不愿再受所谓议员选举我为总统，我只愿当革命党之总统……”。1924年1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军政会议上明确表示：“北京国会恢复以后，议员丑态贻笑中外，实违反全国民意，今日不当拥护猪仔议会。”1925年10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从越秀南的惠州会馆迁到咨议局旧址，孙中山再也没有回到这个他曾经期望也失望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