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议局：从希望之春到失望之冬

　　外部是岭南风情的小桥流水、主体建筑却是欧洲的式样。建筑学家会告诉你，这高大的廊柱、宽敞的空间，是典型的“议会式”建筑。

　　这栋兴建于1909年的古老建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处极为重要的遗址——广东咨议局。近百年的历史中，它见证了中国“议会制”纷纷扰扰，而又昙花一现的短暂历程。

　　不仅如此，广东咨议局还见证了黄花岗起义中72位英烈陈尸于前的惨烈瞬间，见证了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非常一刻，也见证了广东独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近代史上格外重要的历史事件。

　　跟它所经历的这些轰轰烈烈的历史相比，咨议局如今的冷清显得有点儿不太协调。对于绝大多数广州的市民来说，它的历史、它的历史价值是如此陌生。

　　幽静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一隅，它在那里呆了快有一百年了。它的怀里揣着很多或者短暂、或者永恒的梦想。拨开历史的尘埃，它们都一样闪着光亮。

　　策 划：赵洁 李倩

　　撰 文：金 叶

　　通讯员：李岚

　　摄 影：倪黎祥

　　瞬间，铭记历史

　　1909年2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着手成立广东咨议局筹备处，檄行各县举办初选，筹办处定有简明章程，规定入选资格，并聘请邓华熙、张振勋、丘逢甲等22人为“议绅”。同时，由留日学生广东番禺人金蒲崇和金蒲芬等人捐资，在广州大东门外择地兴建了广东咨议局大楼。

　　1909年9月，广东咨议局成立。咨议局选举议员94名。咨议局主要活动为由督抚召集会议，并提交为地方兴利除弊、弹劾官吏、审核政府财政收支等各种议案。从1909至1911年间，广东咨议局召开常年会和临时会各两次，先后提出议案147件，其中弹劾案37件，工商议案18件，教育议案9件，社会治安和狱治议案15件，其他68件。

　　1910年1月24日，广州将军增祺等人，奏陈将咨议局围墙外旗房，向西迁移。

　　1910年～1911年间，广东咨议局副议长丘逢甲和古应芬、邹鲁等议员发起禁赌运动，以禁赌整治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他们与苏大阔等庇赌议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获得了胜利，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的反响。

　　1911年11月8日，广东咨议局主持召开了满汉八旗以及绅商各界代表大会，讨论广东独立问题。9日，广东各界代表聚集咨议局，庄严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都督府。广东和平光复。

　　1911年12月，通过选举成立临时省议会，议员名额120名，并颁布了《临时省议会选举法》，临时省议会的办公地设在广东咨议局旧址。

　　1913年，临时省议会改组成正式议会。

　　1917年8月25日，随孙中山先生南下的议员以国会非常会议名义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制定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统率海陆军并行使行政权，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1918年10月，非常国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会议，以第一任大总统任期届满为由，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设总裁制。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离粤赴沪。非常国会选出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林葆怿、伍廷芳、唐绍仪七人为总裁。

　　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出席议员222人。会上由议员丁象谦动议，废除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授予北伐全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间，广东咨议局旧址被用作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毛泽东在这里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主办《政治周报》，国共两党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周恩来、刘少奇、何香凝、谭延闿等曾在此工作或活动过。

　　1926年初，由李富春主持的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在广东咨议局旧址的附属建筑物内开办。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进行了制裁，并选举了36名中央执行委员和24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等17人。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这次大会选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35名、候补执委17名，选举苏兆征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在广东咨议局旧址的附属建筑物内开办妇女运动讲习所。

　　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此召开。

　　1927年，国民党中央北迁后，广东咨议局旧址成为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

　　1927年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的第四军教导团攻占了广东咨议局旧址。

　　1999年7月，广东咨议局旧址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7月，广东咨议局旧址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广东咨议局旧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孕育中国

　　最早的议会民主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双城记》

　　诞 生

　　二十世纪初，老迈的清政府正面对着它的迟暮与斜阳。

　　“夫今日之中国，本千钧一发之际，存亡危急之秋，以言乎外，则机会均等之政策并起于列强，以言乎内，则革命排满之风潮流行于薄海，祸机已兆，后患难言……”

　　《辛丑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内忧外患交迫之下取舍抉择的利害，清政府恍然发现，除了伤筋动骨地施行宪政外，此时已别无他路可走。在一个旧的王朝即将死去的枝干上，一些新的事物抽出了新芽。设立长达二百多年的粤海关被裁废、近代警察制度被建立、广东巡抚被裁撤、科举制度被废除、各省开始设立学务公所、商务局、商人开始成立商会……

　　1905年，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这成为中国政治参与的开端——与此同时，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国会的咨议局开始在各省筹设。

　　1909年2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着手成立广东咨议局筹备处，他聘请邓华熙、张振勋、丘逢甲等22人为“议绅”，又向留日学生金蒲崇、金蒲芬等人筹得资金，选址大东门外，兴建广东咨议局大楼。

　　形 似

　　为什么会选址于此？个中原因历史并无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说，据他的推测，首先这里是当时的市郊，有大块空地可以兴建办公大楼；其次，这里距离当时广州的行政中心越秀路一带也比较近，办理行政上的事宜也会较为方便。

　　咨议局旧址的整体结构很别致，3500平方米的规模，主楼是一座两层高的仿古罗马式的白色议会大楼，顶着一个半球形的大屋顶，门前有8条敦实的罗马柱环列。本来，在主楼的东西两侧，还有稍矮一些的附楼两座，只可惜后来被毁，只有孤零零的主楼留存至今。

　　今天，站在烈士陵园深处、咨议局的身边，你还是那么容易被它威风八面的气势所震慑。而彼时的大东门一带，城门外是一片望也望不到边的坟场，城门的这边，却横空出世般矗立起神气十足的乳白色的“议会式”大楼，它所带来的冲击力，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见。

　　一百年前，咨议局作为清廷的一个政府部门，采用最典型的西方建筑模式兴建，堪称开天辟地的新鲜做法。而这与咨议局诞生所承负的使命是分不开的，作为“临时宪政”的产物，咨议局在外观上仿照古罗马议会建筑，与清廷开始从“表面上”推进向西方国家议会制学习的态度，不谋而合。

　　它是一栋政治性的建筑。“民主”是它最重要的表达元素。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雅典的普尼克斯山坡上的公民大会——那是一个半圆形由土墙环绕类似剧院的建筑，有着固定的位置，同时又有着开放的空间，公民都可以定时进入这个集会场所，每人分配到一个位置，然后共同讨论城邦的立法等公共事务。集会场所的中心是演讲台，演讲人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也可以让每一个人看到他，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民主的形式，也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民主才得以展开。

　　广东咨议局，它规则的外形、高大的廊柱、宽敞的空间，其实都已深深烙上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的痕迹。但这种只有焦点，缺少派系对抗的体系，让所有人都朝向圆形建筑的中心发言的体制，使所有人的情绪都集中于一点，也为非理性暴政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我们不会忘记，苏格拉底就是在半圆形席位的公共空间中被判决处死的。

　　神 离

　　议会式的办公大楼再恢弘，却无法掩盖“预备立宪”与真正意义的民主间的貌合神离。广东咨议局出现在政权已然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末年，注定了它带有先天不足的特点。就像历史学家给它的盖棺定论：“我们只能说它带有议会的色彩，但是跟真正的议会制有本质的区别。”从议员的选定上就可见一斑。《钦定咨议局章程》中规定，各省咨议局议员人数取“进取学额，以该省学额总数百分之五”。按此规定，广东咨议局可选举94名议员。

　　并非普选。选举和被选举资格，是以社会身份、教育程度和财产数量衡量的。而且这样的条件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要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有举贡员生以上之出身；曾在本国或国外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的有文凭；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如果是外省男子，则要在本省寄居满十年以上，有1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而那些“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营业不正者、失财产上之信用被人控实尚未清结者、吸食鸦片者、有心疾者、身家不清不白、不识文艺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09年7月至8月，广东咨议局在初选、复选后，94名符合清政府条件的广东咨议局议员得以明确。其中，贡员有29人，举人22人，生员18人，进士2人，其余23人则都是科举出身。其中，曾经担任过清朝各级官吏的有57人，占总数的60.64％。

　　当时，广东总人数为2800多万，而符合条件的选民只有141558人，不及全省总人数的0.49％。

　　选举并不因为立宪人士的热衷而轰动，大众对之的陌生导致投票情形极为冷淡。像广州府，符合资格的有55538人，而真正投票的仅399人。在89个投票所中，最多的一处仅收到16票，更有60处仅收到一票。即便如此，选举还存在贿赂选票的暗箱操作，一票价值40两至200两。

　　广东咨议局成立的第一年，议员们在为地方兴利除弊、弹劾官吏、审核政府参政收支等方面，积极参政，提议案，论改革。但当一个涉及政府财政收入和部分议员个人利益的禁赌议案被抬上桌面时，清政府设置咨议局的虚伪性便暴露出来。事实上，仅仅活动了两年，广东咨议局便陷入瘫痪状态。

　　咨议局最终黯然出局，这一命运似乎在最初就埋下了伏笔。清政府成立咨议局的初衷，只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对咨议局的职权范围有所钳制。表面上，规定咨议局可以议决本省“应兴应革”、“预决算”、“税法及公债”、“义务之增加”、“权利之存废”、“单行章程细则之增删修改”、“公断和解自治会之争议”、“收受陈请建议”等11件事项，但是却把各项议事主持、采纳和裁夺权归在督抚。造成咨议局实际上的有名无实，它只是在清政府地方行政长官严密监控下的点缀门面的机关。

　　据史料记载，1909年至1911年，广东咨议局共召开常年会和临时会议各两次。这两年间，咨议局共提出议案147件，其中弹劾案37件，工商议案18件，教育议案9件，社会治安和狱治议案15件，其他68件。这些议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每一议案都是经过咨议局议员内部多次讨论甚至激烈争吵后，并通过一半以上票数通过才形成的。但议案执行与否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最终通过并实行的只有“监所改良”、“统一本省财政两条议案”，其余“未闻举办”。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政府的覆亡，咨议局的活动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