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顾准其人

　　林帆作品集顾准何许人也？我孤陋寡闻，一直无缘接触过其人其文。直到李慎之（错划“右派”，改正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同志为其日记写序，从中透露了顾准的铮铮铁骨以及他笔下的文采风流，使人拍案叫绝。中国曾出现了这样一个旷世无双的英才，竟然长久“藏”在深闺人未识；等到他身后寂寞多年，《顾准文集》和《日记》面世之后，读者才惊悉我们“只有（这么）一个顾准”（李慎之语）——建国后绝无仅有的俊哲。

　　“天本护英才，红颜原薄命”。这是俗谚，不足为人道。但我脑子里突然跳出这句话，恐怕还不失为顾准一生的写照。真的，像这样一个在革命熔炉中冶炼出来，又是自学成才的奇人，再用句俗话说，“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他出身贫寒，才十三岁就为生活所迫，投奔立信会计学校当杂工，劈柴烧火，无所不干。因为他勤奋努力，不久就成了练习生；趁刻钢板（学校教材之类）之机，把内容边刻边嚼，然后把精华嚥下，消化为学问。……及至十七八岁投身革命，主动追求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真理奋斗终身；他参加共产党时二十岁还未满，稍后即当上大学教授，而且深得学生崇敬。直到建国之后，他依旧叱咤风云。由于他的革命经历，解放初就充当大任，当上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财政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其时正是黄金岁月的壮年期；来日方长，前途无量。

　　然而老天作弄人，三反五反运动席卷中华大地，他的大名突然上了《人民日报》而被拉下马。据说其罪状既非贪污，也不是受贿，而被定性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当然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无非被罢官接受批判而已。谁知祸不单行，挨批还未缓过气来，又逢57年“反右”斗争。按他那种特立独行的品格，自然“右派分子”加冕没商量；更糟糕的是他秉性难移，还不“安分守己”，八年之后的1965年，竟由“摘帽右派”第二次打成“右派”。这又是绝无仅有的孤例，全国共有55万多的“右派分子”之众唯他一人“二进宫”，更属举世无双。

　　注定他的一生坎坷，是时乎？还是命也？兼而有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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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之同志为其《日记》写序题为《智慧与良心的实录》，不失为一语中的，概括了他才智出众的文品与人品。由此观其文，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比较突出，可堪为后人器重和学习。其一是研究学问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穷根究底，甚至“连天上的逻辑程序，连一切知识的最后问题都要谋求解决（他引自德国社会主义学者、哲学家狄慈根的话）。”举个例说，他为了弄懂“民主”的发生发展，便追问到资产阶级的原文burgher(市民)的语源，市民如何形成，又是怎样从卑微的地位上变为统治阶级的；从此一步一步分析它如何从希腊罗马城邦发展起来的过程。于是有了惊人的论断，说中国人得不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苦，并批驳了当时流行的“中国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以及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那样的洋教条说法。还从中外历史对比中发出与众不同的惊世之言：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对待客观世界，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1973.6）。那正是“文革”时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岁月。更使人深受感动的是：时维极左思潮泛滥，竟然“万众腾欢”，疯狂地要学习巴黎公社也成立“北京公社”、“上海公社”实行直接选举。顾准不以为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这股极“左“思潮。他论证了直接民主只可能见诸于古代的希腊城邦，而不可能实行于后世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最后认定“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目的是进步。”

　　顾准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恒心，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发现并直言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相对西方人善于分析），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科学来。”他身体力行，为了弄清希腊城邦制度，他把搜罗到的大量资料，仔细排比、分析，摆脱了传统的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而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终于明白了唯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详见《读书》1995年第九期李慎之文）

　　中国有句成语，叫“中流砥柱”，出自《山海经》，用以比喻斗志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我想顾准当之无愧。而他是戴“罪”之人，没有发言权；因此益见他为追求真理，明知不该言而言的“智慧与良心”，唯天可表。

　　其次是他敢于说真话，绝不人云亦云，文过饰非，连违心的话也不轻易说。为了安全，当年大多“右派”说话都谨小慎微，生怕说漏嘴会招来杀身之祸。顾准不管哪许多，依然我行我素，像上面说的中国人善于耍“小聪明”（其实就是投机取巧），以及在“兴无灭资”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日子里，对大家盲目鼓吹在大城市建立“人民公社”表示质疑，则太过书生气了。而在《日记》中口无遮拦尽情披露的大实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写成的。本来嘛，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因此更能显现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灵魂的实录”。且看下面几则摘抄……

　　商城（顾准劳动处）发生人相食二起……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1959年1月22日）

　　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看来做不到的事情来。（1960年1月15日）

　　身处逆境的顾准，关心社会问题，关心别人不亚于关心自己，日记最能表述个人的内心世界，是用不着修饰的：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

　　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么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

　　真是心头一阵阵绞痛。（1960年1月15日）

　　小组通过思想总结，六个右派中，彭楚南和李宝仁二人未通过。彭楚南是不暴露思想，李宝仁是顽固。

　　李宝仁的顽固是不相信丰收。这个姑娘很愚蠢，然而是可钦敬的愚蠢。（1960年1月16日）

　　使他“心头绞痛”的，正是这失去理性的“脱胎换骨”得以“从新做人”的套路，许多人甚至不忍如实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笔直书，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录。而顾准就敢，他就是本着良心这样做的。甚至于1960年1月17日的日记中从反面证明一个“总结”：“苛政猛于虎！”

　　可是谁也难以置信，时隔十载，由于“文革”全面铺开，是非颠倒，顾准的日记调门给扭曲了。那是随着恐怖对人心灵的扭曲而扭曲的——他连对自己写真话的余地也没有了。因为他被下放农村，过的一点自由都给剥夺掉的集体生活；他深知这里已无“二重生活”可能，只能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把自己真实思想完全隐蔽起来的口头“革命派”。为了这个缘故，他把这以后的日记名之曰《新生日记》，表明他从此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做一个“新人”。当然，后面的《日记》，是他昧着“良心”写给“组织”、给群众看的（有人怀疑这“实际上是顾准的‘检查报告'或‘学习心得'的底稿”）。他心里不含糊：“摘帽子只是一场‘政治勒索'。”于是我们看到了无奈的“两个顾准”。

　　有那么一句警言：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说假话。顾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