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建国
最近，专业开了《教育学》课程，有时候随便翻阅书本，念着一系列的概念，由于师范生的身份，常常禁不住问自己这么些问题：在当今提倡高校科研的今天，如果说大学教育的根本是育人，那么大学教师的根本又在于什么呢？是科研还是教学？大学到底以何为本，定然是评论不一。但若浅说，无非是教学和科研。传授、传承知识，创造、创新思维，前者属于教学，后者属于科研。若拿教学和科研相比，孰重孰轻？孰主孰次？大学不同，教师不同，多半答案也不同。
其实，古今中外，但凡好的老师，都是以教为本，因教成名，尽管他们大多著作等身，科研斐然。法国哲人柏格森，在学府讲生命哲学，“绵延”之类玄论，劳沉于今读来也喊头疼，但巴黎的名伶贵妇竟蜂拥听课。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于电视上讲“存在”，荧屏充盈哲理美，收视率竟敢与综艺并肩。中国圣人孔子，教学肯定一流，光是学生的听课笔记就影响了两千年，还有大量已成为当代教育的教学理论。另类的是，孔子没有项目，没有基金，没有论文专著，没有今人界定的“科研”，还自道：“述而不作”，对教学的自信和自负跃然。不像今日个别教师，没有“研”先“焉”，自贬教学二等。
中国高等教育起步晚，进步快。但相比起西方高等教育体系本身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急”起直追的过程中难免浮躁。不说那些以论文发表数、索引数、收录数论高下的指标，也不说那些以科研经费多少，项目来头大小，获奖档次论优劣的体系，单从诸如“没有科研的教育是低层次的重复”等言辞中，便分明晃动着褒研砭教的影子。某些教师常被社会评价、自我实现等因素左右，视教学为“顺便”和“保底”，不把心思往教学上放，自然使教学佳科研不佳的教师处境尴尬。如曾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交大教师晏才宏，“电学”交到出神入化，只因没有科研，这位被学生崇佩的“魔电”教师，至死也只是个讲师；还有浙江大学哲学系教师朱淼华，所讲授的《西方艺术史》有口皆碑，常常是能容纳200多人的教室总是做得满满的，甚至过道中也挤满了站着听课的学生，每节课后，学生都会献上热烈的掌声。即使是一个如此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只因没有论文发表而拿着“下岗”工资。如此这般实际上暴露出了高校教育中存在着的深层次问题，即在高校教育中，如何正确设立评价体系，如何妥善维持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是否有必要将所有大学都建设成为研究性大学？教师的科研水平又是否只体现在学术论文中，如何正确认识教学中所体现的科研水平。难怪教育部连发几文督促教授上本科课程，按照“大道废，兴仁义”的说法，多半是讲台上已经没有多少教授了。
高校固然有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但在不同的情况下，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不同高校，情况有别。在我看来，大学教育实质是育人，即以学生为本。教师首先应该以教学为本，他的科研水平、综合实力首先应集中体现在课堂上，体现在学生的反映上。事实上，科研成果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如果科研不能成成果落实到学生身上，那对学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个教师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就是不会讲课，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来，那么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但肯定不是一个好教授。《师说》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学校，应该没有比学生更真实可靠，更不带功利色彩的评价。面对诸如晏才宏、朱淼华这样的老师，难道学生的评价不足以鉴别一个老师的优劣？难道只有期刊编辑、某些学术委员才具有这样的资格吗？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全民教育，而不仅仅是精英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教师越发该把主要精力放到传道、授业上，应该把自己的研究体现在课堂上，试想一下，没有平时的精心钻研，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得之见，老师能够赢得学生的尊重？长期“占领”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