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章与供给制

　　■文/凌耀忠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血色工分》，回忆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在追逐微薄工分中的辛酸和血泪。

　　知青们目睹了太多的乡村苦难，于是，在我们中间诞生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人物，成

　　这个人叫章卫红，昆明知青，26岁，老三届高中生，络腮胡，熟读马恩列斯毛，为人热情耿直。他基本能背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个在知青群体中一呼百应的人物，县里不少领导也很器重他，尊称他老章。

　　1973年4月5日，经过一段时间酝酿，老章成功说服领导，带领855名知青，暂时脱离生产大队编制，不使用工分制，而是以供给制的形式，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红星农场。按老章的说法，即便人民公社的工分制，还是不够革命，只有按需分配的供给制，才可能真正接近共产主义。

　　我们背起行囊，浩浩荡荡向新建的农场进发，一路燃放鞭炮。农场前期已造好，在云雾山腹地，水田1125亩，旱田963亩，苗圃120亩，耕牛105头，农具种子若干。知青一律住宿草棚，大通铺，每棚115人，算一个连队；女棚98人。集体出工，集体开饭，集体学马列，夜里11点吹熄灯号，集体睡觉。

　　春耕马上开始了，由于去年存粮不多，早餐一般喝稀粥。但青年们毫无怨言，在一只稀粥铁桶前排着整齐的长队。热带毒日下的插秧，是最苦的活，不少人被晒脱水，晕过去掐把人中，醒过来再干。中午吃饭在田头，每人两个馒头一块咸菜，捎带着还要开个田头批判会。夜里7点收工，晚饭后还有马列讲座，一般都是老章主讲，一块黑板，一盏马灯。很多人听不懂，但都很激动，因为我们都崇拜老章，他最后总会用一种通俗浅显的语言，让我们基本听懂。

　　秋天收割了，这年的收成不好也不坏。因为是供给制，年终没有工分的分红，也就是每个人没有现金。一分钱也没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情绪像一股暗流，开始涌动。有人开始抱怨，给老家寄信没钱买邮票，没钱买烟，买酒；女知青则埋怨，没钱买头绳，买草纸。其实以上这些日常用品，老章每个月都是供给的，但男知青每月一条烟，女知青每月一刀草纸，半块肥皂，怎么地都不够啊。

　　到了第二年春耕，我发觉，人心就不对了。很多青年开始厌倦老章的供给制。不少人懒得出工，纷纷去农场卫生员那儿弄病假证明。勉强出工的，也不出力，有办法偷懒的，就躲在野地里睡觉。不少地抛荒了。花生和玉米还没有熟，就有人搿下偷偷烤了吃。饲养员谎报，把好牛说成病牛，为的是哄骗老章批准杀牛，好打牙祭。

　　秋天转眼又到了。可那是个很糟的歉收年，尽管那年一点自然灾害也没有。老章的会计沮丧地告诉他，全年的总收入，只够维持全场最低生活水平两个月，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制，最多只能挨到年底了。

　　县里头头对老章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老章的头发很快全白了。年末，上头来人宣布，知青原来从哪个生产队来的，现在全部归队。接下来就是大家疯抢分割财产，其实很可怜，也就一些耕牛农具什么的，现场还有人互相厮打流了血。大家说，还是回去挣工分吧。

　　老章双手扒住窗口，痴痴地看着溃散的人流。他哭了。

　　后来听说他办病退回城了，为了生计，在家门口摆了个烟摊。不久后老章得病去世，年仅30岁。

　　现在我们老知青聚会，还常常聊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