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
《环球》杂志2003年第14期刊载韩国总统卢武铉答记者问说：“和大部分儒教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一样，在韩国的政治生活中也遗留着权威主义的痕迹。在韩国，确实存在以权力和人为中心，而不是利用制度来处理事务的习惯和文化。我将着手改变这种代表着官本位思想的‘权力文化’和‘总统文化’。我希望总统和顾问之间能够不拘礼节地进行讨论；所有的事务都通过透明的过程、利用制度加以解决。我希望这样的文化能在韩国扎根。”
我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可以说自秦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权力文化”在中国发育完善，形成庞大系统的历史。是“权力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给予最深远影响的历史。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权力拜物教社会，相信真正看透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是会有认同感的。这是因为，对权力的崇拜程度，中国人是最全面、最顽固的。这种崇拜已经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已进入了中国人的潜意识的文化心理状态中。“权力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对权力的恶性膨胀有着巨大的容忍空间。围绕权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形成的文化系统，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性、劣根性、堕落性和顽固性。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情绪以及游戏规则、行为规范、道德准则、民族性格，总之，一切文化心理状态的存在，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权力文化”的烙印！中国社会对权力崇拜的程度之深、之广主要表现为：
一是儒教崇拜：导致人们对权力使用正确与否的判断失去了标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类宗教精神”。这种“类宗教精神”的破坏力表现在它摧毁了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是“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马克思语）从整个国家来看，十年“文革”中个人崇拜、偶像崇拜达到登峰造极，是中国文化中宗教迷狂的充分表现。在日常生话中，这种表现也处处存在。“这是领导讲的”，“这是领导定的”，“这是领导签字的”等等。只要是领导讲的、定的、签的就是对的，是非标准被“宗教化”了。这种对领导的盲从，制度的规范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就显得软弱无力了。人们的注意力不是去研究怎样规范权力的运用，怎样建立制约机制，而是刻意地去考虑怎样迎合权力、怎样去追随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力就更加膨胀更加滥用。
二是官权崇拜：封建官制长期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瞒上欺下，堵塞言路，愚弄百姓，造成中国人“官本位”思想特别严重。万事唯上，不去质疑；如果犯上，就是作乱。封建公堂上有一块“惊堂木”，万事由主官“拍板”，一板定案，铁板定钉，其余人无话可说，几千年来人们从心理上习惯接受，无可置疑。官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有了权，就有威；有了威，就成风，众人随风一边倒。官场上无平等可言，上级领导讲话就是重要指示，下级干部讲话就是汇报发言，人微言轻，真理只与权力结合。不少人在高官面前找不到自我，甚至失去人格。因而我们党内几十年来虽然有民主集中制，但真正的意义上仍习惯于书记拍板，一把手说了算。
三是道德崇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执政者个人道德自觉。儒家思想对执政者的首要要求是个人道德完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就是这个意思。道德成为政治的最高尺度。对官吏的制约靠道德，而不是靠制度。权力是否被滥用是依有权者个人品德的高低。这种政治，这种约束，不可避免导致权力滥用，政治腐败。因为纯粹的道德说教根本不足以规范政治，约束权力。现在，我们对领导干部提出品质要求、道德要求、自律要求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唯一的。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约束权力、规范政治、遏制腐败。从伦理政治对个人道德自觉的要求出发，必然确立“人治”传统。传统政治理论认为，执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人治”之下，执政者“其身不正”并不必然导致“虽令不从”的结局。因为“人治”下道德戒条不能绝对地“戒规”执政者，执政者不可制约的政治权力则可以为所欲为。“人治”导致权力的腐败是通例，“人治”导致权力的清明却是特例。现在人们对“包公”的迷信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影响所在。
笔者认为，韩国总统卢武铉答记者问的启示是，要敢于用全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理念来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新的解读。这是一个全民族的任务。是一次全面的批判。这种批判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批判。而是一种全新的把握、定位，是对传统文化系统的剥离、继承、重建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