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日前表示，人均ＧＤＰ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因此国家统计局将推出幸福指数等一些“软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方面的要求。（见《新京报》）统计局官方对“幸福指数”的公开认可，表明政府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项举措正在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什么是幸福？对于一个普通市民来说，幸福是一个集合概念。他要面临上学、工作、吃饭、居住、医疗、交通等诸多问题。他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其实反映了政府的决策、政府的作为能力。而一个无法忽略的是，许多人收入不断地增长，有钱了，却不一定幸福。显然，作为一个充满温情的字眼，一个富有人性化的策略，“幸福指数”的考量必须首先基于个体的差异，给予国民以切实的必要的关怀和体恤，“每一位公民都是国家的财富”，这当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由此也将进一步厘清我们的认识——对政府而言，推动经济的发展、追求ＧＤＰ增长并非终极目标，它们只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的手段而已。
实际上，过于倚重ＧＤＰ神话的发展模式早已经凸显出种种弊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受益水平”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正与资源、环境的悖逆性不断扩大。尽管社会的物质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人们钱包越来越鼓，但人们生活环境持续遭受的污染、道德力量的流失、诚心体系的匮乏……这一切，让我们的幸福感打了很大的折扣。
以此观之，可以说，“幸福指数”为政治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富于建设性的实践方式。但必须看到，数字并非总是有效的衡量标准，它往往更适宜做参照系坐标。同样，政府应当规避将“幸福指数”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律令，因为在百分点之类数字的背后，有太多的随机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如果将“幸福指数”政绩化，结果极可能走向形式化、庸俗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追求ＧＤＰ一样，政府很可能采取短期行为，让老百姓短期受益，但是从长期来讲，实际上是降低了幸福指数。
如果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政策追求，则极易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主义。幸福感的考量是立足于个体的，由于个体之间追求的多样性，加之区域不平衡、社会多元化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幸福指数”在实际操作中的难度和可能“疲软”的公信度。因此，“幸福指数”不应该仅仅像一个时尚名词一样出现在公众面前，作为政府职能部门，首先必须警惕“幸福指数”内涵的虚无化和空泛化。
对于政策制定而言，“幸福指数”更多的是发现问题的工具。以此来考察民众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为民众营造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实施公平公正的政治举措，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当是统计“幸福指数”的核心要义。
湖南 刘永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