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当导演：文字魔法师的影像游戏

　　核心提示

　　近日，诗人、作家尹丽川完成了她第一部电影《公园》的拍摄，受到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先锋作家马原也基本完成了其电影处女作《死亡的诗意》的后期制作。《英雄》的编剧、作家李冯也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拍摄电影短片。此前，著名作家朱文执导的《海鲜》、《云的南方》等影片曾获得国际大奖，刘恒执导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堪称收视和口碑

　　①作家为什么要当导演？

　　从云南回到北京，尹丽川还没来得及重新适应大城市的喧嚣嘈杂，就开始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以前人们对于她文字方面的才华少有如此关注。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后，尹丽川去了法国学习纪录片，算是科班出身。然后回国，写诗，写小说，写博客，直到“云南影响”新系列电影的制片人罗拉找到她。“我们聊了一下，我觉得挺有兴趣的，就决定去拍了。”两个月之后，《公园》宣布杀青。

　　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和《英雄》编剧的身份被大众所熟悉的李冯，目前也正积极投入水深火热的电影事业。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因为前几年参与编剧，而编剧是电影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他比一般作家更熟悉电影，也更渴望能够跟进电影的整个过程。电影的很多意念都来自剧本，导演、演员都会先看剧本，整个电影从剧本开始往下走。但再往后，编剧就不能跟进了，自己的很多想法可能会变掉。当然，它们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不好，他在乎的倒不是说变得不好了，而是希望更多地参与进去。他打了一个比方:“我有一个孩子，从小就送去寄养，即使他上了哈佛，很有出息，那又怎样呢？我想跟他一起，参与他的成长。”

　　如果说尹丽川和李冯接受过一些专业训练，因而对电影有天然的亲近感，朱文接触电影完全是图新鲜。他说:“我以前写了6本书，审美经验已经疲惫了，不新鲜了。但是你做电影之后，你又成学徒了，多好的感觉。我第一部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我自己拍的，我不懂什么推拉摇移，就这么拍。很多艺术形式最相通的地方是，你有一个原初的冲动。这是不变的，是超越所有东西的，我不需要经验。”尽管如此，朱文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海鲜》获5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23届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云的南方》获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金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奖等奖项。李红旗的玩票之作《好多大米》也在国外一些电影节上获奖。

　　东西的小说《后悔录》获选“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最佳小说”，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把《后悔录》改编成电影，算是圆梦吧。”

　　作家们几乎都表示，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需要大家合作来完成。李冯认为电影改变了他的生活:“像我这样的人，平时又不用上班，整天在家里创作，接触的面很不够。为了寻找写作素材，平时也需要出去调研，去接触各行各业的生活。做电影以后，大家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地想点子，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玩，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②拍艺术片还是商业片？

　　虽然大部分作家表示对当导演很有兴趣，但真正有这种机会的人其实不多。东西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作家当导演在中国比较困难”。他认为，最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没观众，二是没资金。中国的观众基本上都是喜欢看大片的，很少人喜欢看艺术片。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的:大片都还没把中国观众喂饱。可以这么说，中国没有艺术片的观众。比如有些国家是有专门的院线去播放这类片子的，但是在中国，尽管每个城市都有几个电影院，但是每个电影院播放的片子大多是一样的。“由于国内的观众太少，很多中国拍的艺术片主要是拿到国外去获奖的，然而获奖之后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没有观众就没有收入，那么投资者资金回报的问题就很难解决。马原对此也深有同感，但他一点都不抱怨:“人家凭什么拿一个亿、两个亿给你，你又不能向他们证明你能收回来。因为不能证明，所以也没有机会。”

　　因此，大多数作家只能做小成本的艺术电影。因为成本小，电影的拍摄受到很多限制。马原说:“经过这次拍摄，我明白了每一个镜头都是用很多钱堆起来的，如果有钱就能拍得更好。”尹丽川拍《公园》，最大的困难就是天气。“我们说是靠天吃饭，我们经常祈祷今天必须出太阳或者必须下雨，否则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完不成拍摄。”

　　也有些作家对艺术电影深恶痛绝。李冯直接地说:“我最讨厌艺术电影了。我觉得电影和文学不太一样，小说、诗歌是一种个人表达，而电影是给人消费的一种商品，还挺贵的，肯定得为大家服务。艺术电影是种自我表达，实际上是在说教，跟这个时代的精神不吻合。所以拍电影要替对方着想，创作一些有趣味的东西在里面，跟大众的审美和娱乐需求相结合，不要妄图纯粹表达。”因为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拍真正的商业电影，他和朋友们正在拍一些网络短剧。比如他们做了一个办公室的系列剧，启用一批新演员，剧情搞笑，表演夸张，每集一分半到三分钟，目的是给人一种“瞬间满足”。等人们的手机更新换代之后，他们还会拍一些手机电影。等有了足够的资金，他有意拍一部大屏幕电影，但肯定不会拍艺术电影，会拍像《功夫》那样的片子。

　　③作家导演的“大众”梦想

　　不光李冯想拍出《功夫》这样的成功商业片，马原也想拍出像冯小刚那么好看的电影。他盛赞冯小刚是一个天才，特别喜欢冯的贺岁片《手机》。“他对现实生活存在的困境把握得很好。我更关心的是，他找到了这么一个点，这是原来人们没注意到的。可以说，《手机》给多数中国人带来笑声，变成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不少人认为，马原肯定变不成冯小刚，作家拍出来的电影也很难一下跃入商业电影或者说卖座电影的行列。首先，作家普遍有思想，有批判精神，他们的作品容易犯“主题先行”的毛病，妄图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囊括进自己的电影当中，从而导致故事性的削弱。

　　“好的作家不会犯这个错误，而首先会希望它是一个好故事，虽然他可能因为能力和资金的问题，完不成初衷。电影不是做给自己看的，而是要做给形形色色的人看的。像安东尼奥尼，他就赚了很多钱，影响了整个电影历史的进程，得到好几个世界级的大奖。”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产生，马原认为自己这次拍的电影特别不求深刻，是只有表、几乎没有里的故事，视觉上心理上都特别故事化。他说自己最初的目标就是大众，因此一心希望电影能够公演。尹丽川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故事性是挺重要的，但故事性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只要电影中有精彩的人物，哪怕只是一个概念，也算是有故事性了。”

　　马原、尹丽川、李红旗都被称为“先锋作家”、“先锋诗人”，他们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创新元素，人们担心他们的电影作品在叙事结构等方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和颠覆，而这对观众的理解力将是一个考验。马原表示他这部电影没有这个问题，有的只是粗糙、没有经验。尹丽川也表示她拍的电影“很传统”。“刚开始我也想过其它方案，但后来还是选择了传统的手法。父女题材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只有掌握了传统的东西才可以进一步地去做先锋的东西，才能走得更远。”

　　马原自己也承认，作家拍电影“很难拍出很大众的东西”，他们对观众的了解程度肯定不如专门搞商业电影的导演和他们那个团队。他觉得电视剧的导演拍电影也很好，虽然拍电影和电视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知道多数观众的视觉需要，能拍出更视觉化的东西。对此，尹丽川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了解人心，要有情感的沟通。只要你聪明、有才华、肯动脑，就可以来拍电影。电影最重要的是打动人，首先要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别人。”

　　④他们为电影界带来了什么？

　　尽管只有《云的南方》等少数影片获得大众的关注和肯定，尽管人们对于作家导演的专业性和通俗性还表示担忧，但作家当导演，无疑会为浮躁的中国电影带来一抹值得期待的色彩。

　　在作家进入中国电影之前，许多人就有这样的疑问:国外有很多导演是作家、思想家出身，为什么中国很多当红导演都是搞技术出身，比如张艺谋、顾长卫等。技术型导演的特点是技术很扎实，但背后必须要有一个好故事。而这些好故事往往借助于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比如《红高梁》、《活着》。而现在，要他们讲一个好故事似乎越来越难，更不要说表现什么深刻的内涵。

　　李冯相信，作家拍电影，确实会在内容上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电影和文学是两个行业，从电影专业出来的导演，在画面、镜头方面会考虑得比较多，而作家在人物、叙事等内容方面会考虑得比较多。尹丽川认为，电影本来就是综合了各种手段的艺术，电影人本来就不应该都是纯专业的。像摄影师或者搞文学的人，这样的人都可以介入电影界，会带来不同的视角。而对于作家来说，文学本来就是艺术的母体，作家在叙事结构的驾御方面比较有优势，还能提供能感动人的东西。马原认为，作家的叙事方法完全不同，如果多些好的小说家来做导演就会更好。

　　但想靠作家导演来吸引更多观众甚至振兴中国电影市场，目前看来还很难。东西觉得很多作家来当导演都仅仅是为“客串”一下，或者说圆一下自己的导演梦。但他们是不能拯救中国的电影市场，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觉得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就好比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足球上。我们也希望中国能进世界杯，希望能多进几个球，愿望很好，但现实却达不到。要振兴电影市场，还是得依靠那些专业素质高的、有技术的、队伍庞大的影视人去从事，不能单靠某类人去振兴。”

　　尹丽川则认为不存在振兴的问题。“中国电影应该更打开，有更开阔的局面，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拍电影，只要你有兴趣、有才华、有运气。像《疯狂的石头》，它也不能振兴中国电影市场，但是它挺好的，好看就行。”

　　马原专访:我不想鼓吹作家去当导演

　　马原，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在宣称“小说已死”之后，投身影像。他的电影处女作《死亡的诗意》改编于自己的小说，从去年开始在四川马尔康、郫县、西藏等地拍摄，马原一人身兼导演、编剧、演员数职。拍完影片之后，“大马”瘦了20斤，患上糖尿病。作家苏童看到他这个样子，说再也不想当导演了。目前，这部被他搁置了一年多的影片已初步完成后期制作。

　　我找到机会实现梦想了，也要给朋友这样的机会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说过你去当导演是兴趣使然，但其实对此感兴趣的作家很多，不少人都只是想想而已。你当初是如何迈出第一步，又如何坚持下去的？

　　马原(以下简称“马”):首先要有外部资金的支持，在有限的资金里基本完成拍摄，剧本也要得到投资方的认同。其实电影真正做起来很复杂，虽然说是两集电视剧的长度，但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是做不好的。我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磨的时间比较久，经过好多次论证，剪出了168分钟，也就是差不多三个小时。虽然我觉得我的前期工作准备得很充分，但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做出来的节奏不满意。当一稿出来后，我撂了一年多，很多人很着急，但我想先放一放，重新审视一下要以什么方式来表现。

　　我这个人的性格不容易放弃。人们总是有若干想法，但绝大部分人就只是想一想，因为这些想法可能会对整个人生的轨迹产生影响，要做起来没那么简单。而我不一样，我一直在求变。我要是在想一件事，就会在那段时间里不停地想:我不做的话会不会后悔？真的做起来可能会很麻烦，但我不愿意让自己后悔。中国有句古话说，“四十不学艺”，但我还要跨行学艺。导电影跟写小说完全不同，四、五十人的一个剧组，有时候自己无法真正面对那些技术问题。最后能够坚持拍下来，这跟我性格里坚韧的一面有关。

　　记:除了你有时候难以面对技术问题外，你的摄影、美术都是非专业的，这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吗？

　　马:他们的确不是专业的。摄影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拍广告的，和我一样怀着电影梦。其实我也知道用非专业的人在拍摄中会有障碍，会有损失。但是，我拍电影的梦想很强烈，我知道我的朋友也一样强烈。我找到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我也要给我的朋友这样的机会。我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朋友，都是些艺术家，其中有作家、摄影家、画家、广告人、小提琴手等等。只有女一号是专业演员，是北影的学生。我的资金都放在制作上了。一般拍电影，演员的酬劳要占很大一部分资金，但我占得很少，我的朋友知道我要拍电影，都来帮我。

　　导演是一个事务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艺术家

　　记:听说你拍摄这个电影非常辛苦？

　　马:那种辛苦是难以描绘的，我还累得患了糖尿病。主要是我没有经验，没有做行政工作的经验。真正拍电影我才知道，导演的绝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协调人员上，用在拍戏上的时间不是特别多。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发生，而我是这个团队里的头，我要自己去面对，去处理。关机时我大大舒了一口气，我一想到不用再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了，觉得特别轻松。

　　导演真的是一个事务主义者，每天有处理不完的事务，但绝不是一个艺术家。有一次，我们有一辆车上了山，被冰雪阻隔在山顶。这时，车往下滑，车上有两个人，但他们没法自救，只能向三、四十里外的本部求援，我们让有经验的人走了几十里山路去搭救。那座山有五千米，那时候是十月份，冰封了。我非常紧张，因为我是导演，要负全部责任。

　　记:你以前表示有信心再拍5部电影，现在还这么想吗？

　　马:现在不想了。小说家想拍电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都是叙事，都是把自己想着的人和事还原出来，但真正做起来很困难。像陈逸飞，我觉得他的去世，疾病是一方面，主要是累！刚拍完电影，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的问题，光是以为自己太累了，瘦了20斤。朋友都说我瘦得很反常，又爱喝水，不是简单的累，我就去检查，果然是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现在我觉得我对电影的奥妙体会得不深。刚做完的时候觉得不是那么难，撂了一年多，现在才觉得原来没真正吃透电影的妙处。电影实在是奥妙无穷的东西，非常不容易。我现在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可能也跟我的病有关，我的身体在向我发出警示了。

　　成功的作家导演只有一个，我不想鼓吹作家去当导演

　　记:现在作家当导演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作家导演在中国导演这个群体里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马:很多年前，我去看了《青春祭》的首映。我那时有点轻看了它，看后没有太兴奋，而觉得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又比如朱文，我也很喜欢他拍的第一个电影，但看了他的《云的南方》就没有第一个那么兴奋和激动了。电影确实是很难做到像小说那么尽善尽美。小说可以用十年、二十年来训练叙事节奏、语言感觉，让自己满意。但电影几乎是不可能让自己满意的，需要很多的人协调。我在学校讲课的时候才发觉，整个电影史，真正让我觉得满意的作品，连十部都没有。

　　作家导演只有少数人在尝试，又没有从业经验，怎么可能让自己满意呢？这样的想法太奢侈了。我觉得作家当导演更像一个游戏，不是可以蓬勃发展的。而在一百多年的电影史上，谓之成功的作家导演也只有安东尼奥尼一个人。所以现在我不想鼓吹作家去当导演。

　　记:你觉得中国电影的现状是怎样的？如果像你说的作家当导演像一个游戏，那么有些人想靠作家振兴中国艺术电影的希望是不是不太现实？

　　马:现在的一些电影是大家一步步地骂，媒体一步步地炒。不仅我不看好这些电影，观众都不看好。中国导演很可怜，要靠拼命地炒作，手段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像二十世纪欧洲的小说家拼命突围一样，就是知道自己处在一个极端的困境，已经是穷途末路了。现在我们的电影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但越来越不好看。张艺谋、陈凯歌，用那么多资金，也没有让电影变得更好看，他们尚且不能做到，其它的中国专业导演也很难。也许我通俗得要命、低俗得要命，但我就是喜欢美国电影。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陈祥蕉实习生郑茵茵

　　图:

　　做饭的情境在影片中多次出现。

　　尹丽川在拍摄现场。

　　拍摄场景之一

　　女演员李佳和导演尹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