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沈阳大街上两名中年男子公开叫卖妻子乳房，记者最终追问到实情：“我并不是真想卖老婆的乳房，我就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帮我们讨回打工钱！”（2006年9月12日《沈阳晚报》）
从爬上铁塔顶上讨薪，到脱光衣服讨薪，到拍卖乳房讨薪，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方式一再地刺痛公众的眼球，有些人已经麻木甚至反感了，还把这些讨薪行为圈定为“恶意讨
薪”。可是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恶意”讨薪，不如说是对恶意的绝地反击，是对不公的绝望表达。
按劳付酬，天经地义，民工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就该获得一份相应的报酬，这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现在不仅变成一件可商量的事，而且还变成一件需要哀求的事，真是咄咄怪事！退一步讲，没有欠薪，哪来讨薪？没有恶意的欠薪，哪来恶意的讨薪？相对而言，讨薪的民工是弱势群体，而企业、单位、老板、工头这些欠薪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强势群体。当强势群体恶意拖欠弱势群的薪水时，弱势群体固然可以通过合法正当渠道讨要薪金，讨回公道。比如可以找用人单位的主要领导或工会组织协商解决，也可找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调节解决，还找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诉。可是民工为什么有正道不走而走偏道呢？只能说，很大程度上，正道对他们来说走不通，或是很难走得通，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强者对弱者的恶意侵犯。于是，流汗之后还要流泪，成为许多民工的真实写照。
面对强者的恶意侵犯，弱者在申诉无门的情况下，还能有什么办法讨个说法？是撞个鱼死网破？还是剑走偏锋，以期取得奇效？显然，只要剑走偏锋还存有一线希望，免不了还是要试一试。因此，爬上到铁、脱光衣服、拍卖乳房，成为他们被逼无奈的一种选择，是用“恶意”来反抗强者对他们的恶意。只是相对于强者，他们的“恶意”要显得无助无奈得多，甚至是自轻自贱自辱自残，如果可以，他们何必作践自己，脱得精光，拍卖妻子的乳房？说实话，在他们的“恶意”里我看到更多的是心里绝望，是无助的呼喊，而不是恶意，当他们要撞个鱼死网破时，或许才是以恶对恶。
拖欠薪水是常有的事，有些企业资金周转不过来时，也会拖欠职工工资，为什么独以民工为甚，而且一欠十几年不解决？除了社会对民工的身份歧视外，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一个容纳他们的团体，而囿于各种因素，他们自己又无法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因而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将他们的诉求转化为公共话语的渠道。分散的个体、低微的地位、匮乏的知识等等，无法使他们成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参与社会利益博弈，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并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无法改变人见人欺的弱者处境。
我们需要公众对民工的同情，但是公众的同情不能代替民工的争取，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是来源于恩赐，而是来源于斗争、谈判、妥协。民工不能单靠代言人说话，因为代言人难免站着说话不腰痛，民工需要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追求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否则，我们只能一再地看他们绝望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