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假设闯红灯副书记是报社上级或不撤野

　　四川巴中市巴州镇党委副书记驾驶摩托车闯红灯、未戴安全帽而被交警处罚。9月6日，当地一家媒体报道此事后，这位副书记异常恼怒，他冲到报社辱骂、威胁采访写稿的记者并当众撒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目前，当地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此事（9月11日新华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0日，根据巴中市政府关于开展巴中城区环境综合整治的要

　　老实说，我读这条消息确无多少新鲜感。因为不久前，就在某区同地接连发生一名科级干部下乡摆谱后一名副县长又出拳打折交警鼻梁的奇事。如果说有不同，就是与打折交警鼻梁的副县长相比，副书记的撤野可能只能算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小巫见大巫；相同的则是，事件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都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从处理看，前者有人已经掉了“乌纱帽”，后者当地纪检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我想，此案既然媒体已然公开曝光，我相信有关部门迟早会给当事人一个说法给公众一个交代的，用不着我劳空神。

　　然而，我又觉得这条缺乏新意的新闻又为公众提供了新的视点。在我看来，虽说事件性质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官员特权思想和粗暴作风问题。但这次却不一样，在我眼里，这次是开了一个官员藉以特权武器同时叫板舆论和挑战法律的恶例。其至少向公众传递三个信号：一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官员耍特权动粗事件，说明当下特权思想正在官员队伍中扩散膨胀，问题比较严重；二个是特权思想是可怕的，可以令官员丧失理智而忘记自己身份罔顾组织形象，表现在现实中便是人们屡见不鲜而又无可奈何的动辄张口耍泼动手打人的奇观怪象，其不仅已经对官员个体形象产生杀伤力而且正在对地方党政形象产生破坏力；再个就是事件用事实对少数地区既往官员作风教育和制度约束的效用提出质疑甚至否定。

　　由此，我又忽发奇想，假如副书记大人是报社的上级领导，事情可能就是另一种光景，对副书记大人闯红灯之区区小事报社不敢曝光是肯定的，副书记不须用骑摩托车就压根儿不可能发生上述新闻也是当然的；或者退一步说，副书记大人虽然不是报社领导，但其闯红灯后遵循时下国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是采取动粗撤野的办法而是采取找报社上峰打招呼的办法摆平此事，也就不可能把个芝麻大的事闹得鸡犬不宁出尽洋相。也就是说，副书记耍特权未能摆平闯红灯小事，并非特权本身，而是其不自量力和操作技术出了闪失。

　　换言之，一旦舆论和法律在特权面前成为弱势，后果就十分可怕。因为在教育和制度作用力差强人意甚至失效无功的情况下，舆论和法律则是遏制和阻止官员特权思想生长膨胀的最后一道防线；反之，舆论和法律一旦在与官员特权博弈中处于劣势甚至败北，就非但不能对之产生威慑，相反还会促其在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中天马行空畅行无阻。如果最后一道防线形同虚设甚至毁于一旦，后果则不堪设想。而令人更为后怕的是，在这次事件中，副书记选择了撤野动粗。刘先贵回忆说，其一见到他就吼道：“你就是刘先贵？你一天吃饱饭没事干，到处拍啥子？”整个辱骂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之久。巴中市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刘警官也说：“这个人在我们对其处罚时态度确实太恶劣，简直影响我们巴中党员干部的形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当官的。”显然，在这位副书记眼里，舆论和法律一文不值，摆平舆论和法律已由暗处作祟而嬗变为明火执仗，在特权面前，舆论和法律实际上已居于弱势。

　　因此我的观点是，对副书记因闯红灯被曝光而冲到报社当众撒野辱骂记者个案，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单纯当作一件普通新闻来解读，而应将之视为一个特权思想同时叫板舆论挑战法律恶劣案例和危险信号；对当事官员也不能一处了之，而应举一反三从中引发各地党政的理性反思、高度警觉和理性应对。处理当事官员是须要的，反思官员何以胆敢叫板舆论挑战法律、舆论法律何以成为弱势更加重要，不然，副书记闯红灯撤野就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