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谁叫他们生在农村呢”打了谁的脸

　　前不久，河南某报社组织了一次暑期“体验贫困”活动，28名来自郑州的孩子来到了宁陵县的一个村子。报道中有这样几个情节：

　　初到农家，主妇用专门洗了很多遍的碗盛水给城里来的孩子们喝，但孩子们却扭过了头：“呀，这是人用的吗？”吃饭前，农家娃赶紧去压井水让城里娃洗手，城里孩子都惊讶地看着他：“农村人也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吃饭时，城里孩子问主妇：“你蒸馒头之前

　　看到这里，我先是失语，因为那句“谁叫他们生在农村呢”像把尖刀刺伤了我，疼痛让我失去了知觉，身为农民女儿的我因为自卑、窘迫实在是无话可说了！继而是愤怒，农民怎么了，没有农民就没有新中国的今天，没有农村的积累就没有城市繁荣，试问那些城市孩子，你的父母、或者你的祖父母、再或者你的曾祖父母难道不曾经是农民？看不起农民，明摆着就是看不起自己的祖宗！最后冷静下来，除了无奈我只想说，孩子不过说了一句实话，孩子厌恶农村，嘲笑落后、贫困、肮脏的农民，实在是无可厚非。换句话讲，让我们的农民孩子去体验城市的富裕，我们农村孩子也会心生羡慕，你能说这些孩子忘本吗？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一个农民选择我愿意当农民，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一个农民甘愿贫困！

　　稍稍懂得一点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是从农村开始的。从井岗山的秋收起义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从八年抗战的根据地到解放战争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都有我们农民弟兄的默默身影。可以说，农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巨大的代价。建国初期，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国家实行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策略。而这一策略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存在巨大“剪刀差”为手段，资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和城市。巨大的剪刀差抽干了农村发展的血液，农业和农民就在付出最多、得到最少的情况下为共和国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城市富裕了，而农村面貌却仍然是“涛声依旧”，农民生活贫困依然。

　　今天，当成千上万的农村同胞们由于教育机会的缺少，由于就业机会的更加匮乏，当他们来到城市寻求生路，当他们几乎包揽了城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危险活、“下贱活”，当他们的勤劳为城市带来繁荣的时候，那些当年曾经得到农民帮助的城市人对他们做了什么？许多城市人在心态和行动上排斥他们进入城市，将他们视为异类，讨厌他们，嫌恶他们，怀疑他们，蔑视他们，那些戴红箍的老头老太太以捍卫城市美好家园为由几乎将所有的外来打工者当成罪犯来提防！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作怪，为什么为国家振兴、发展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农民，最应该受到尊重，得到关爱的人，怎么反而成了被嘲笑、被歧视的对象？

　　需要反思的并不是那些无知的孩子，而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舆论。

　　不是吗？看看我们的教育。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在对待农民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家长持什么态度？这篇报道后记这样写道：当记者告诉一位家长，她的孩子一个劲地嘲笑农村孩子不讲卫生时，这位家长很坦然的说“这没什么不对”“我就教育我儿子要讲卫生，不要跟农村人学，并且我也不希望他跟班里的农村孩子接触。”当记者问她是否会让孩子去当农民时，她回答：“别开玩笑了，根本不可能的。”“我儿子当了农民，户口怎么弄啊？听说农民不能在北京考学吧？再说当农民太辛苦了，我不会让我儿子去受这苦的。”孩子眼里的农村就是成人嘴里的世界，成年人对孩子灌输什么，孩子们就会认同什么，成年人不去尊重农民，你能责怪孩子歧视农民吗？

　　再看看我们的舆论。以《北京晚报》为例，在458分样本中，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犯事”报道共165篇，在所有农民工报道种类中数量最多，占36%，正面肯定的报道只有9条。城市当地传媒如此密集的负面报道，直接向市民传递这样的信息：农民工危害城市生活安全，扰乱城市生活秩序。从城市传媒报道农民工犯罪案件的频率来看，是非常高的，读者相应会留下很深刻印象，尤其在以负面新闻为主的版面有较高的出现率之后，受众看到该版面或专栏第一反应就是农民工犯罪。传媒的选择性报道与倾向性言辞是农民工群体形象的不到公平公正展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守芬、林岚：《现代传媒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载《山东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必须承认，传媒的报道加深了市民对农民的负面印象。再看看那些为城市人们喜闻乐见的影视文学作品，有多少作品反映了农村改革开放、生产发展、民风纯朴、生活富裕的作品呢，廖廖可数。城市对农村的印象几乎无一例外的定格在《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这些丑化农民形象的作品上。

　　最后，我还想对那些组织“体验贫困”的组织者说一句话：体验贫困的目的何在？如此作秀如果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的话，请就此刹住！请看看农村孩子受伤的眼睛吧。

　　其实我还是担心，当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被人歧视，当这种歧视被最有希望的孩子们传承并逐渐习惯的时候，我实在无法想像他们能站在一起共同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