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五大风险威胁 未来发展有隐忧

　　独生子女：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无助

　　五大风险威胁下，一个出现大面积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为自己未来的发展预留了隐忧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这样几个数据印象深刻──

　　2005年6月黑龙江宁安县沙兰镇中心小学在罕见的洪灾中，有105名小学生被夺去生命，其中独生子女占了56%。

　　据估计，目前中国独生子女数量可能超过一亿。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此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群体，其风险问题日益引起关注。

　　自2002年开始，穆光宗多次在《人口研究》、《学习时报》、《市场与人口分析》等报刊上载文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在母亲过了35岁之后骤然放大，而且随母亲生育能力的逐步丧失和依赖性需求的逐步出现而升高。

　　独生子女家庭的五种风险

　　在一次调研中，穆光宗遇到这样一个家庭：父亲遭遇车祸，母亲卧病在床，30出头的独生女儿既要为父亲的车祸官司奔波，还要照顾母亲，“深切地感受到独生子女的无助”。

　　穆光宗认为，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后人口控制时代”，就是要对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

　　他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归纳为五个方面：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万一成长中途出现意外而孩子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这个家庭的幸福感和未来保障就大受影响。

　　据统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中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

　　独生子女的生存风险直接影响着家庭的生存风险。在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而在生命周期晚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却因为父母年龄已大而丧失了补偿性生育的可能。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一个孩子天然地缺乏同伴教育的良好环境，成长生态堪忧。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相当数量的独生子女家庭深深受到成才问题的困扰。一旦独生子女父母重病、死亡或离婚，对独生子女的生活、学习、工作都将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

　　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如果前两个风险发生，养老风险必然发生;如果避免了前面的风险，养老风险依然存在。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两代人的关系、居住安排等诸多因素，依然可能使老年父母发生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功能比多子女家庭弱小，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具有惟一性，缺乏起码的回旋余地。如果独生子女迁移、外出或者出现意外事故，独生子女父母就缺乏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家庭养老支柱。

　　同时，独生子女父母的高龄化也会导致养老需求的变化，依赖性的需求具有某种刚性的特点，包括病弱时的照料和孤独时的慰藉。所以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就越多。

　　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前面的风险如果发生一定会波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那么他们能否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就至关重要。

　　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者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国防的风险也是多少存在的。

　　独生子女是负担最重的一代人

　　穆教授分析说，在所有的计划生育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最大的家庭。随着生命周期的展开(从婴儿到童年而少年，到青年再到壮年和老年)，风险问题可能转化成难以补救的家庭灾变──大龄独生子女夭折同时母亲已不能再生育的情形就是如此。

　　一旦遭遇非常事件导致孩子夭折或者严重的伤病残，“风险家庭”就转化为“残破家庭”和“困难家庭”，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就很难摆脱困境。它们的存在时刻提醒着计划生育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道关怀问题。

　　以往，有关独生子女的负面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孩子素质发展方面，最著名的报告就是1986年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2004年，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华艺出版社，2004年6月)，让人们将更多关注转向遭遇了子女夭折风险之后的独生子女家庭命运。

　　独生子女因其独生而成父母的“惟一寄托”，孩子所提供的精神效用是独一无二的，简单说，孩子对中国人来说就是情感的寄托和希望的化身。

　　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独生子女是负担最重的一代人。独生子女家庭到了生命周期的晚期迎来的是“独子女老龄化”甚至“无子女老龄化”的挑战，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回旋余地。

　　独生子女这一群体远离了兄弟姐妹的血缘亲情，缺乏伙伴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远离了手足情深的感受、互相学习的机会、彼此帮助的可能。这是极其珍贵的亲缘文化的损失。

　　穆光宗建议，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现行生育政策本身的风险性，将风险意识植入更为完善的新生育政策之中，对宏观的考量必须坚持从微观的家庭利益和人口安全的诉求出发。

　　必须坚守的计划生育底线伦理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2004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说，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全国有30多万。他曾接到湖南一位居民的来信，说17岁的孩子得了骨癌，花了16万元也未能挽救孩子的生命。孩子的父母在来信中写道：“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只生了一个孩子，可是这样优秀的一个孩子去世了，我现在面临困境，谁来管？”

　　“怎么解决他的晚年生活问题，这是我们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关心，不关心那是我们政府的失职。”他说。

　　今年1月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提出，中国将建立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困难扶助制度。

　　许多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都对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或死亡后的经济帮助作出了规定，约为3000-7000元，有些地方还为丧子的独生子女父母免费购买养老保险。

　　穆光宗也指出，地方上一些鼓励“双农独女户放弃二胎”的行为有可商榷之处。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民家庭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机会，大多出自对昂贵生育成本的考虑。但是一味鼓励独子生育的政策导向，却可能增加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风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用足生育的政策资源，帮助公民放远眼光，科学决策生育，不仅考虑到这一代人的需要，而且考虑到“独生子女新生代”的感受，才是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的人口战略设计。捍卫家庭和社会的人口安全是制订科学人口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

　　作为政府，如何规避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是“国家计划生育补偿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帮助公民科学决策生育，使人口在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上都能安全运行也是“人口安全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健康才能确保社会的健康，家庭的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一个出现大面积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实际上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预留了隐忧。穆光宗强调，对已经出现的“残缺家庭”、“困难家庭”和“弱势家庭”，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计划生育补偿的国家责任”，在精神关怀、养老保障、生活照料等诸多方面给予切实有效的帮助。这是中国必须坚守的计划生育底线伦理。(记者 程瑛/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