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内的情感生活

　　一些重刑犯人的妻子，就算在外面有了其他人，也会维持形式上的婚姻关系，都希望给自己的丈夫留一个想头，不要就此消沉。

　　高墙内的情感生活

　　本报记者李静睿通讯员肖永珍

　　番禺监狱监区的门口是一尊火凤凰的雕塑，不知道在平均文化水平极低的监狱中，有多少服刑人员明白其中蕴含的凤凰涅被浴火重生之意，但每年都会有如此多服刑释放人员的传奇故事，印证凤凰涅被不仅仅存在于传说之中。有人再次拥有财富，有人再次拥有声名。但人生的幸福感显然不仅仅来自于这些可量化的指标。

　　番禺监狱3472名在押服刑人员中，1951人已婚，83人离婚，离婚率是4％。按照2004年广东省民政厅的统计数据，近几年广东省的离婚率一直保持在1.55‰，而全国平均水平也不过2.1‰。但就监狱这种特殊地带而言，仅仅百分之几的离婚率显然比大多数人的想象低许多。

　　番禺监狱狱政管理科副科长余庆华告诉记者，绝大多数服刑人员维持了相当稳定的婚姻关系，究其原因，则还是“情感基础深厚的婚姻并不容易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碎”。很多重刑犯人的妻子，就算在外面有了其他人，也会维持形式上的婚姻关系，也会在会见日里一家团聚、嘘寒问暖，“都希望给自己的丈夫留一个想头，不要就此消沉”。

　　对于已经离婚的服刑人员而言，痛苦与失落则是百分之百。在公众的关怀下，他们如今已经不用太为刑满释放后的就业等生存问题发愁，但是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始终无法愈合心理伤口，将拥有普通人平淡的家庭生活视为奢望，却并不为人所知。

　　典型故事之一

　　越是重刑犯，越不容易离婚

　　被判死缓的孙兵(化名)，并不同意记者最初对监狱内婚姻状况的判断，因为，这和他个人的情况完全相反。

　　1995年，28岁的孙兵任总经理的财务公司帮人追债，被认定为抢劫，100多万的金额，孙兵作为首犯被判了死缓。那个时候的孙兵，在深圳买了套接近100万的房子，车是公司配的，更为重要的是，相恋近10年的妻子刚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在女儿的满月酒席上，一向把夫妻感情看得不重的孙兵对所有人说，他想结束在深圳的生意，把重心放回家庭，多陪陪女儿和妻子。说完这句话之后半年，孙兵被关进看守所，从此再也没能真正回家。

　　还没有到案件最终判下来，孙兵已经打算离婚。他开始不回妻子的信，打电话的内容永远是“什么时候把手续办了”，到最后，他甚至拒绝见前来探望的妻子。孙兵说，那个时候把自己的行为想得太伟大，以为这样是在给对方幸福。直到狱警劝解他说，妻子突然面临这么多变故，这样做只是又给她一次打击。孙兵才开始醒悟，他重新和妻子谈起家庭，对两个渐渐长大的漂亮女儿所有的生活细节都感到好奇，他拾起了以前在部队当文艺兵时的特长，在监狱里负责乐队，自己弹键盘，也组织节目。靠着一直上佳的表现，孙兵从死缓一直减刑到十四年——这是死缓犯人能够减到的最低刑期。这样努力上进，是为自己，也是为妻子和女儿。

　　自认为非常大男子主义的孙兵和妻子有一个约定，只要他们没有离婚，妻子就要保证对他忠诚，但是只要妻子认为自己有了更好的选择，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同意离婚。对正常夫妻来说，相互忠诚是不用提及的底线。但是对孙兵和妻子来说，并不那么容易。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震宇教授和她的同事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70％到80％的离婚都是因婚外情导致。对于孙兵和妻子来说，这显然是非常现实的危险。即使是一旁的狱警也知道，孙兵的妻子容貌秀丽。孙兵也承认，美丽的妻子一人抚养两个女儿，压力很大。

　　2004年，孙兵的好几个朋友都影影绰绰地提醒他，妻子和另外一个男人“可能走得比较近”。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孙兵一言不发地把写好的离婚协议书递给妻子。妻子看清楚后先是愕然，继而痛哭，最后把那张纸撕碎。过了一段时间，孙兵的朋友又告诉他，再也没有看到妻子和那个男人接触。他和妻子再见面，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自己这么跌宕的故事作为参照，孙兵不认为监狱里的婚姻虚弱易碎。从他自己的感受来说，他在服刑后反而感觉到了对家庭负有越来越重的责任，“以前我绝对算不上是好丈夫，在外面也玩得很厉害，但是出去后我想我会是了，很多荒唐的事情都不会再做”。

　　“进来”了近十年，孙兵只见过几对狱友离婚，“而且越是重刑犯，越不会离”。

　　番禺监狱狱政管理科副科长余庆华也说，短期徒刑的离婚率会比重刑犯高，很多重刑犯人的妻子就算在外面有了其他人，也会维持形式上的婚姻关系，也会一样在会见日里一家团聚、嘘寒问暖，“都希望给自己的丈夫留一个想头，不要就此消沉”。

　　典型故事之二

　　无爱的婚姻太脆弱

　　虽然刑期比孙兵要短，但是王军(化名)在情感方面却没有这样幸运。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最吃香的那种大学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就被分配到省交通厅高速公路中心，可谓前程似锦。

　　1998年，王军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刚刚离婚的女士，样子不美，又带着一个小孩。对年仅28岁、模样非常端正的王军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让他动心的对象，但是当时的王军一心想出国留学，却无法拿出担保的现金。这位女士表示家里可以帮他拿到签证。就这样，他们在相识短短半年后火速结婚，在刚刚办完手续后，两个人甚至没有立刻住在一起，“很久以后才有夫妻生活”。曾经也谈过恋爱的王军说，和妻子在一起几乎没有爱情的感觉，因为目的太过明确，有时候觉得自己只是“知恩图报”。

　　出国留学的梦想还没有实现，王军卷入一宗商业诈骗案件，最终被判刑十五年，妻子也同时被牵涉。从王军失去人身自由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彼此也没有打听过对方的消息。王军说，两个人的关系就放在那里，也没人申请离婚，但是事实上这场婚姻关系早已结束，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情感基础，“遇见这么大的事情，大概两个人想的都是自保，完全想不到对方”。

　　老家在山东，父母又一直没能接受儿子坐牢的事实，几乎没有人来看过王军。他想尽办法立功减刑，终于减到八年，可以赶在今年中秋前出去。就像走着走着忽然走岔了道，他终于可以回到八年前的那个路口，只是八年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变成了八年后的人近中年，别人可以从零开始，他却是从负数开始。

　　王军说，在监狱里也看到过狱友为了感情问题痛苦低沉。一个狱友因为妻子提出离婚彻底失眠，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恢复。但是对他来说，即使这样的痛苦也是某种奢侈，因为他无人可想。

　　国家政策

　　只有婚姻权没有同居权

　　1982年，国家公安部曾经发布过一份名为《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的文件，其中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虽然这从表面来看只是对未婚犯人婚姻权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婚姻权在法学界一向被认为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因此也普遍认为，这条规定否认了服刑犯人拥有与妻子同居的权利，以及其背后的性权利。事实上，国际上一直对犯人是否拥有婚姻权存在争议，2004年以色列监狱管理当局驳回刺杀前总理拉宾的凶手提出在监狱中结婚的请求，就曾引发国际社会一片争论。

　　同样是在2004年，国家民政部发布《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这才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尘封，《意见》明确规定了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服刑人员的婚姻权终于得到支持，但是法律界人士依然认为，目前罪犯婚姻权同样无法派生，也就是说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享有同居权、生育权。

　　余庆华说，目前服刑人员和亲人接触的途径有三种，一是亲人来监会见，原则上一个月只能有一次，每次大概半小时至一个小时；二是打电话，原则上也是只能每月一次，每次五分钟左右；三是离监探亲，只有这个，才真正称得上是“回家”。

　　离监探亲也分为两种，特许性离监探亲是在犯人的直系亲属病故、死亡或者发生其他重大变故时才能申请，并且需要有直系亲属和监护人员具保，探亲的时间只有一天。奖励性的离监探亲条件则更为苛刻，首先要服刑人员本身处于宽管级别——这是监狱对服刑人员定的最高待遇，整个监狱符合宽管条件的犯人不足10％，同时还要符合《监狱法》的一系列规定，如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好等等，奖励性的离监探亲的时间是一年有7天，“包括路上所需的时间，一年监狱里达到奖励性离监探亲的犯人一般只有二三十人”，余庆华说。

　　争议中的性权利

　　“夫妻团聚楼”没有再开放

　　还有一种从诞生开始就一直伴随争议的“罪犯福利”是“夫妻团聚楼”，从1999年开始，番禺监狱就特别开设了“夫妻团聚楼”，符合条件的犯人可以申请每个月和妻子在“团聚楼”里住一夜，虽然同样有达到宽管级别和其它苛刻的条件，但毕竟不像离监探亲那样一年只有一次。

　　孙兵就是最早享受到“团聚楼”的犯人之一，除了和妻子终于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外，他在团聚楼里还有过很多的回忆，比如两个女儿用一模一样的笑脸，一模一样的声音第一次叫“爸爸”，孙兵说，自己当时说不出一句话。

　　除广州外，北京、南京、武汉、甘肃等地的监狱，都陆续开设了“团聚楼”，但是对此的争议也越来越激烈，即使是同意开设“团聚楼”的法律界人士，也有很多人认为不能将其普及，因为“如果已婚的服刑人员都享有夫妻同居权的话，会产生混乱”，即还是将其作为一种对罪犯的奖励，并没有上升至法定权利层面。

　　2003年初，因为非典的原因，“团聚楼”被叫停，此后各地又都出了一些恶性事件，“主要是有服刑人员在半夜将妻子杀死”，余庆华说，因为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团聚楼”已经基本没有再开放，“就算是开放，也是在白天，不能过夜”。

　　虽然每个犯人刚刚来到监狱，都会有专门的狱警用各种方式开解他们，希望他们可以面对家庭可能发生的变故，但是监狱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至于出去后的宽广世界，却没有人告诉他们在情感上如何面对。

　　王军毫不讳言地说，在八年的孤独生活后，他渴望有人陪伴，而因为太希望在人近中年时拥有正常人的情感生活，他不会向对方坦白自己过去的经历，这是对自己的某种保护。

　　一个犯人问记者，如果以后他在征婚的时候写“曾入狱十年”，“你说，还会不会有健康正常的女孩来应征？”

　　专题策划:曾庆春

　　图:

　　孩子们走进高墙，与父亲面对面进行情感上的沟通。

　　王颂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