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怎样传播到民间的(2)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

　　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

　　在班车上，韦韬悄悄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一位同在“五七”干校受过审查的“难友”。“难友”瞪圆了眼睛，悄声说：“注意，当心谣言！”“放心，百分之百的新华社消息。”“那太棒了！这几个家伙早该有这种下场了，真是罪有应得！是怎样抓到的？”“还不清楚，只知道在前天夜里抓起来的。”

　　到了办公室，韦韬向同事透露了这条爆炸性新闻，大家都兴奋起来。室主任说：“这消息先不要外传，我去核实一下。”过了一会儿，他们被召集到会议室，一位部长说：“韦韬同志听来的消息是真实的，‘四人帮’已经在6号晚上被抓起来了，一个也没有跑掉。组织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华国锋副主席和叶剑英元帅，执行任务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现在中央还没有公布这件事，过几天就会公布的，在公布之前我们要守纪律，要保密，不要乱传。”

　　然而，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茅盾感叹道：“想不到，想不到这么快，真想不到！”又问细节，韦韬讲了，并强调说：“消息绝对可靠，我们部长亲口证实这不是谣言。”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今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着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起谁呢？”又说：“这事使人太高兴了！”

　　9日，在唐山考察地震的北京地质学院教师陶世龙赶回北京，在家中同妻子议论，认为迟群、谢静宜这些人肯定也跑不了，但是一想到那种“代代红”的人还在，仍然忧虑：“这回他们会真的被赶下台吗？这颠倒了的黑白能颠倒过来吗？”两人一时沉默无语。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中科院文学所乔象钟、蔡仪于9日得悉“四人帮”被捕，暗自窃喜。10日这天，从各方面传来消息，证实了此事，乔象钟兴奋得打着伞，穿着雨鞋，一家一家地告诉好友，直到夜间才回到家。蔡仪则把他的存酒打开，逢有熟人来就举杯相贺。那两天又有消息说是有地震，人们也不以为然，有的人甚至说：“听了这个消息就是震死也甘心，因为中国人民得救了。”

　　李可染上街，马路对面的女诗人柯岩看见了，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对他说了声“天快亮了”，然后就离开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严寄洲到生产区打长途，副厂长刘沛然正在屋子里手舞足蹈。严寄洲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刘说，没什么事，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

　　严寄洲回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那时我还真不明白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知道。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忽然我打了个冷战，站住了，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

　　“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传。有人还据此写了一份材料《马识途同志从北京回来讲破“四人帮”的情况》，广为传播，后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传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复又传回成都。

　　福州。华东地区血液病会议正在福州举行，忽然会议室外边的马路上人声鼎沸，声浪由远而近，越来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来是游行队伍通过。在得知是庆祝“四人帮”被捕以后，与会专家个个兴奋得跳起来，会议也不开了，大家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灯火通明，鞭炮声震耳欲聋，如同狂欢节一样。

　　上海。这里多叙述一下上海的情况。

　　7日到京开会的马天水，对逮捕“四人帮”事持有异议，由于会议纪律，不能将“四人帮”被捕事电话告知上海。

　　当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处贴出了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已被捕了！”警察把标语撕了，对围观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

　　8日，华国锋要求马天水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来京开会。

　　9日，《辞海》编辑所传出消息：“四人帮”三天前已被捕，这个消息是交通大学一位学生接到他高干父亲的来信以后披露的；这个学生和几个一同刷标语的同学，已被公安局拘捕了。在该所的职工大会上，负责人申斥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乱听、乱传谣言。他说，“我们一定要追查”，“中央局势十分稳定，革命形势很好，四位首长照常负责，马老已应召于前晚进京，昨晚还和景贤、秀珍两位通了电话……”10日，极力想了解中央事态的徐、王抵京。他们参加了中央的“打招呼”会议，得知“四人帮”被捕事。

　　13日上午，马天水、周纯麟及徐景贤、王秀珍返回上海。之前，华国锋、叶剑英与马、徐、王等人谈话，他们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晚上，上海市委召开市委常委、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文件。

　　14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上海一般群众。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老报人徐铸成回忆，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去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响彻云霄。后来，连工人、民兵们也卷进游行的队伍。这样热烈、愤怒的队伍，经常首尾相接，使车辆无法通行。

　　农村的情况如何呢？

　　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季思聪回忆说：“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

　　在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以后，“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几个女生马上追问：“还有谁？”“还有姚文元。”季接口说：“是不是还有张春桥？”“对！”季思聪回忆说：“我激动得头直晕，‘这回真的要变天了’。虽然老宋想不起来第四个人了，但不要紧，只要这三个被‘揪出来’，再揪谁不揪谁都差不多。”

　　在另一个农村的大队部，广西知青钱文军和几个干部闲聊。公社广播站的崔会友闯进来，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接着，喝酒庆贺。钱文军回忆：“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党史博览》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