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必须也只能在法治框架内进行

　　建立良好、正常、规范的信访秩序，形成文明、有序、理性、合法的信访氛围，促进信访更快更好地纳入法治的框架，确保信访在法制化和理性化的轨道上进行，迫切需要社会各方面形成合力

　　法治观察

　　本报特约评论员 胡健

　　信访是一种制度，更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下，信访体现出党和政府紧密与群众相联系的路线方针，渗透着浓厚的来自于法律本身的人文关怀，是对人民调解、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补充。但在信访实际工作中，少数信访人抱着“法不责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非法集访、无理缠访、串访、闹访，损害了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不仅增加了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社会秩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每个公民不仅利益诉求不能超越法律界限，而且表达诉求的方式和程序更不能超越法律界限。也就是说，信访必须也只能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对信访群众而言，就是要以理性的方式反映自己的诉求，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国家机关而言，就是要尊重信访人的合法权利，做到“有理上访热情接待，无理上访及时劝解，违法上访依法处置”，既要防止无理、非法压制或者阻挠人民群众依法信访，也要防止无原则地迁就信访人不适当或者违法的信访诉求，削弱管理、害怕管理甚至放弃管理，导致发生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情况。

　　也正因为如此，2005年修订的《信访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了六种禁止的信访行为；2006年9月15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北京市信访条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规定了十种禁止的信访行为，包括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堵塞、阻断交通，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深圳、太原、上海等地也相继根据《信访条例》，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禁止的信访行为。

　　这些规定，并不是限制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而是为公民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通畅的途径，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节约社会成本，保护公共利益。但是，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问题，把信访纳入法治的框架，不能光靠“堵”，还要重视“疏”：“堵”能把“桥梁”变“鸿沟”；“疏”能把“天堑”变“通途”。

　　首先，通过公民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进一步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源头上将民意融入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中，防止事后纠纷的产生。

　　其次，根据《信访条例》的精神，推动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完善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因工作不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直至追究责任，将信访工作的重心由以前对信访事项的“抄、转、报”，转向信访问题的落实和解决。

　　再次，逐步规范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点和面。一是针对热点侵权的事件，如城市拆迁纠纷、农村征地纠纷、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组织律师法律援助团，免费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增强他们制度内解决问题的信心；二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援助标准，对于生活水平低于标准的信访群众，免费或者低费用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使得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诉求，在法治的框架内得到合理、妥善的解决。

　　最后，在信访处理过程中引入社会力量，降低公民权利救济的成本，提高政府处理信访问题的法治水平。比如今年，北京市司法局宣布城八区将实现每个街道(乡镇)至少有1名律师参与人民调解工作。而律师作为社会中介力量参与信访，不仅可以更加专业地解释、解决涉法信访中的难题，而且有利于提高信访效率，保障信访效果，降低公民权利救济成本，真正将信访纳入法治的框架，形成良性的循环。

　　解决信访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建立良好、正常、规范的信访秩序，形成文明、有序、理性、合法的信访氛围，促进信访更快更好地纳入法治的框架，确保信访在法制化和理性化的轨道上进行，迫切需要社会各方面形成合力，在具体进程当中为之付出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