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指数”泛滥折射公众参与不足

　　■贺方

　　就在不少人为幸福指数纳入国家统计数据而欢欣鼓舞时，已经有人开始未雨绸缪地担心，地方政府将会为此展开新一轮的幸福指数大战，而这很有可能使幸福指数成为下一个“GDP崇拜”（9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如果说“GDP崇拜”的弊端已经成为“历史公案”，那么幸福指数的出台就是对既有弊端反思的结果。虽然国家统计局还没有推出测算幸福指数的具体方法，但涵盖了民生、人文等因素的幸福指数，肯定要比单纯的“GDP崇拜”更为科学合理倒是不争的事实。

　　但问题是，以幸福指数去矫正“GDP崇拜”，会不会陷入如同设置监督者去监督被监督者，而又困惑于谁来监督监督者类似的本体悖论中呢？

　　正如GDP不会“自我崇拜”一样，“幸福指数”同样不会“自我幸福”。在“GDP崇拜”和“幸福指数”这两个同为偏正结构的词语中，“崇拜”以及“指数”总是处于主导地位，那么，以客观的“指数”去矫正主观的“崇拜”，如果不是一种理性致命自负的话，那肯定就是一种“刻舟求剑”思维模式在作祟。

　　事实上，不论是GDP还是幸福指数，“数据”本身并不具有道德上的可评判性，你不能更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赋予后者优越于前者的“道德优势”。任何冷冰冰的数据，在排除了人为捏造和虚构的成分外，都是“奉公守法”而非“为非作歹”的客观事实。

　　虽然这种从“GDP数据”到“幸福指数”转变的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激励改变地方政府主观心态以及督促其“为公众而发展”，但其在客观上造成的却是，在政绩的驱动下，哪怕是最美好的“幸福指数”最终也可能变成数据报表上的竞争，而不是客观上公众幸福度的提升。更何况，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威权模式下，由于自下而上公众参与和监督的缺失，数据被异化的风险可想而知。

　　另外，姑且不论任何的幸福指数测算标准都难免以偏概全，并且还有刻舟求剑之嫌，要知道幸福不仅主观性极强，更有“与时俱进”的特性：十年前获得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屋跟现在相比，幸福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与其通过自上而下的间接方式督促地方政府去真正为民众谋求幸福，倒不如直接更充分地赋予公众参与权，比如民主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等，来让公众根据自己感同身受的、货真价实的幸福感，去随时监督地方政府来得更有效。况且，前者存在的监督成本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天然弊端，也可以通过后者自然而然地矫正。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