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
杭州萧山联达伞面染整有限公司的四川民工王建昌，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讨要工资，而所在公司却向警方报案，说王建昌等人拒绝上班，使企业无法正常生产，警方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以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将王建昌刑拘，连劳动部门进行劳动仲裁，也不得不戴着手铐脚镣参加，直到快满一个月后才释放。（9月15日《市场报》）
劳动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每月25日发放工资，但企业在3月25日没有发工资，到4月
25日还不发工资，靠着这微薄的工资生活的农民工，自然不答应，因此停止工作并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仲裁，完全是一种自觉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合法行为，根据《劳动法》第32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随时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提前告知；即使按照合同法来说，企业违反合同在先。因此，王建昌等人的行动，完全可以视为对企业拖欠工资的一次合法行为，况且王建昌已经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对企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进行仲裁，派出所有什么权力将讨工资的民工不问青红皂白就实行“刑事拘留”？
退一万步说，即使确需实行“刑事拘留”，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说在拘留后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由此可知，刑事拘留剥夺人身自由的期限，一般为10日，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为14日。一个简单明了的民事纠纷，到了派出所，竟然变成了比特殊情况更加特殊的刑事案件，而负“刑事责任”的，不是拖欠工资的企业老板，反而是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这样的“执法”实在不能不让人奇怪。
说奇怪其实也并不奇怪，如今有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为了“招商引资”，拜倒在“资”的脚下，不牺牲平民百姓的合法权益，譬如有些地方只看到“资”，不看到“污”，把国家明令禁止的污染企业当成宝贝，加以“重点保护”，莫说老百姓碰它不得，就是环保检查，也只能走个过场；有些地方为了让投资者赚取更多的昧心钱，听任企业雇用童工、无限制加班，成了血汗工厂的保护伞；有些地方甚至明令投资者违法可以减轻甚至免予处罚。在如此媚“资”、傍“资”的环境下，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竟然敢对“资本”掼纱帽，岂不是大逆不道，派出所作出如此处理也就不奇怪了。
在法治社会里，法律应当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不管是多大的资本，都不能成为执法权“傍资”和“媚资”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