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父亲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专访“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

　　电影《东京审判》的热映，使中国法官梅汝璈从默默无闻变得家喻户晓。东京审判已经过去60年了，当年为了让侵华战犯受到应有惩罚而不屈斗争的梅汝璈以及其他参加过那

　　在北京，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向记者讲述了与父亲相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晨辉 文/摄

　　父亲出名与否我都尊敬他

　　当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真的很普通，普通得和你身边的人一样。他个子不高，脸盘方正，细细一看，和刘松仁扮演的梅汝璈还颇有几分相似。

　　他叫梅小璈，是梅汝璈的儿子，今年54岁。父子俩的名字，只差了一个字。

　　“这个名字就是我父亲取的，当时，有不少人给儿子取名时就用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再加个‘小’。至于有没有更多的原因，我也说不上。”梅小璈笑笑说。

　　梅小璈出生于1952年。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并被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录取，毕业后做过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做过编辑，如今在中国青年报从事编审工作。除了梅小璈，梅汝璈还有一个女儿，如今也在北京工作。梅汝璈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在世，分别在台湾、香港和老家江西。

　　《东京审判》的上映，使梅汝璈这个中国法官终于为人所知。对此，梅小璈显得很平和：“我父亲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对我说过，他是抗战的幸存者，他有责任完成牺牲者未能完成的事情，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说，无论我的父亲是否出名，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尊敬他！”

　　《东京审判》拍得基本真实

　　电影《东京审判》上映后，各界好评如潮，那么，作为这部电影里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又是怎么来评价这部电影的呢？

　　“我是在今年8月中旬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的，看完后感觉很激动，它比我预想的拍得要好，要真实！有些副线、细节可能有些创造。我觉得导演和演员都花了很多心思，这让我很感动！”梅小璈对记者说。

　　梅小璈告诉记者，一年多前，《东京审判》的导演高群书曾经找到他，和他商讨了影片的一些细节。当时他对高群书说，希望电影能拍得真实一些。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梅小璈与剧组并没有太多的联系。而且第一次看到演员刘松仁时，梅小璈觉得除了个头差不多外，他和梅汝璈并不像。然而看完电影后，梅小璈评价说，刘松仁大体上做到了形神兼备。

　　但差别还是有一点的，“我父亲的英语水平比电影中表现出来的还要好一点！”梅小璈说。

　　令人感到更加惊讶的是，能把英语说得极其流利的梅汝璈，在12岁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时，连一个字母都不认识。靠着每天早上比别的同学早起两个小时苦读英语，在一年多时间里，梅汝璈从对英语一窍不通到差不多可以听懂老师的课了。梅汝璈在清华上了8年学，毕业后留学去了美国。1928年，年仅24岁的他获得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任教。

　　他为中国争得了应有的尊敬

　　东京审判时，梅汝璈42岁，在11名法官里是比较年轻的。

　　“我父亲对这次任务看得很神圣，他多次表示：‘我是战争的幸存者，我是去完成牺牲者们没能完成的任务，我只有全力以赴，才能对得起死难同胞！’”

　　在电影《东京审判》里，人们对梅汝璈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情节，一是为了抗议出场位置排在英国后面而拒绝参加预演，二是因为不赞成战犯死刑的法官占多数，一度想要以自杀来向国人谢罪。

　　“这些都是真的！”梅小璈对记者说，几乎争取出场位置的同时，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那就是争取国旗插放的位置。最初在法庭上，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在第二位。梅汝璈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放在第一位，通过积极的辩论和努力争取，梅汝璈最终为中国国旗争得了最显眼的位置。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时首次国旗插在第一位。

　　梅汝璈为什么要在这些小细节上如此较真？梅小璈说：“正是因为当时法庭受到欧美大国控制，每一个‘国际惯例’都是围绕西方国家的惯例，中国的每一个正当权利，都要通过艰苦的争取才能得来！”

　　而对于梅汝璈曾经想要自杀的情节，梅小璈对记者说：“在给战犯量刑的那些天，是我父亲最寝食难安的日子，头发都白了很多。听说不赞成给战犯判死刑的占了多数，他说过：‘我已经在东京两年多了，如果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都不能判死刑，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他说自己的表现“勉强过得去”

　　从电影来看，中国在东京审判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是梅小璈对记者说，父亲对自己在东京审判中的作用，似乎看得很轻，他总是讲，在这种场合，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于自己的表现，他的评价是：“勉强过得去！”

　　在对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三个战犯判处死刑的决定上，梅汝璈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决定给战犯判处死刑后，哪些战犯应该处死的问题上，大家是有争执的。英美法官赞成对战犯判死刑，但是他们只赞成给发动珍珠港事件和虐待英美战俘的战犯判死刑，而对坂垣、土肥原、松井这些祸害中国最深的战犯，态度却比较暧昧。我父亲大力争取，使这三个人被判处了死刑！”

　　在取得了一些胜利的同时，东京审判也给梅汝璈留下了一些遗憾。在对首批28个战犯进行审判之后，本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要对更多战犯进行审判，但是，因为美国的干涉，都没成功，有70多位战犯被释放。而对于本来也要追究的细菌战、慰安妇、劳工、经济掠夺等问题，最后也没有追究，这也让梅汝璈觉得很遗憾。

　　“我父亲始终觉得，东京审判是不圆满的，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没有正式宣布解散，法官们就纷纷回国了，算得上是虎头蛇尾吧！”梅小璈说。

　　没能写完东京审判回忆录

　　东京审判耗时两年半。审判结束后，梅汝璈并没有马上回国。当时，蒋介石要他当司法部长兼行政院委员，但是梅汝璈拒绝了。

　　“我父亲看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很腐败，对它没有多少信心，还有，他的很多朋友当时都倾向于共产党，他们都拒绝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我父亲受了他们的影响。”梅小璈对记者说。

　　1949年初，梅汝璈秘密地回到香港。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外交部法律顾问。他很少向儿女和周围的人提及东京审判。

　　“别看我父亲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表现活跃，那是我父亲个性张扬的一面，但平时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为人平和，和人说话从来不会咄咄逼人。他是很沉默的，我甚至觉得他很压抑。他经常一个人看书、吸烟，他的烟吸得很凶！”梅小璈对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初，梅汝璈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打算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然而在文革中，梅汝璈的很多日记和资料都被没收、销毁，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法官袍也差点被烧掉。1973年，梅汝璈因病去世，本打算写60万字的书只写了20多万字。

　　1988年，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只写了1/3的书。

　　1998年，梅汝璈的妻子萧侃把他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2003年，萧侃也离开了人世。

　　“我感到很遗憾的是，父亲没能把书写完。现在，参加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有些事情，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梅小璈对记者说。（231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