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办合作社将“名正言顺”

　　农民自办合作社将“名正言顺”

　　多位“三农”专家昨出席“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据透露，《农业专业合作社法》下月三审，有望年内出台

　　本报讯中国农民具有合作精神吗？恶人治村是村民自治结出的“恶果”吗？昨日一场以“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为中心议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透露了目前正在修改的《村委会组织法(草案)》中的一些细节，比如成立选举监督委员会，聘请选举观察员，用外部的势力来保证村委会直选的公正性。

　　农业部经管司巡视员、《农业专业合作社法》起草小组副组长刘登高也透露，《农业专业合作社法》下个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今年内有望出台，这样各地自发形成的农业合作社也将“名正言顺”，有法可依。

　　本次研讨会是第二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的重要议程。秦晖、徐勇、刘登高、党国英、蔡定剑、于建嵘、吴思、苑鹏和李昌平等著名“三农”专家出席了研讨会，纵论培育和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及与建设新农村有关的种种问题。

　　该活动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乡镇论坛杂志社联合主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杨兴锋在开幕式上宣布:本届论坛将发布广东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白皮书；同时尽力促成广东省人大代表提交有关议案。

　　目前，主办方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调查及学术论文500多篇。

　　党国英

　　“中国农民并不缺乏合作的素质”

　　“中国农民不大能够合作？有人说中国农村社会有一种马铃薯结构。相比之下，欧美人似乎更善于合作。”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一开始就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判。他说，中国农民的合作传统，可以由史学家写出一本大部头的著作。但其中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政府控制和农民合作此消彼长；政府控制越严密，农民的合作越困难。他深信，中国农民并不缺乏合作的素质，而是缺乏愿意和他们公平合作的社会外部力量。

　　既然可以合作，为什么现实中的合作却很困难？党国英讲了一个听来的故事。某地的一座河堤出现一个小豁口，农民报告政府，政府官员视察后不以为然，还批评农民谎报灾情。后来豁口被冲为大缺口，农民又上报政府，政府官员视察后说这不够立项标准，还是不理睬。第三年，那河堤发生大决口，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抗灾自救活动，国家拨来了大量救灾物资，同时在这次事件中涌现了不少好人好事以及救灾有功的领导，在媒体上被广为传诵。

　　“国家安全、社会公正、环境控制、大型江河治理等，大概是政府应该操心的事情，其他许多事情，政府本来就没有必要操心，至少没有必要直接插手。”讲完这个故事，党国英感慨，政府的存在会替代民间组织的作用，可惜这种替代并不总是有效率的。在大量情况下，政府行为替代民间组织以后，会出现严重的效率损失。

　　蔡定剑

　　“暴力破坏选举，应该依刑法处理”

　　恶人治村、强人治村、富人治村……农村出现的这些现象，是村民自治种下的“恶果”吗？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认为，这些现象多数由村委会直选的不公正导致。

　　针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蔡定剑对目前正在修改的《村委会组织法(草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修改草案提出，把村委会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他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虽然选举次数越少，成本越低，但如果一个村官一当就是5年，时间太长，不利于发挥村民的民主意识和监督职能。

　　他还对选举的程序提出了完善意见。比如提名的门槛要提高，实行联名提名制度，这样选举操作起来就好一点，不会出现混乱而成本也可以降低。

　　另外要进一步细化罢免的程序。现行法律规定，1/5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提出罢免。但罢免签名如何查证就没有明确，他建议采用公示的形式，公示几天之后，没有异议的就可以成立。

　　修改草案中增加的关于“成立选举监督委员会，聘请选举观察员”的规定。他认为很好，有外部的势力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

　　贿选、暴力破坏选举……这些恶行，他认为也应该依刑法处理。新旧村委会之间，5天之内实行权力交接。这一点新的草案中有规定，但他觉得应该进一步明确，如果坚持不交权，政府要出面干预，并对原村委会进行一定的行政处罚。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田霜月实习生王飞鹏通讯员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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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