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的医院缺少什么?——与一位海归院长的对话

　　万润龙作品集认识张中南先生是从刘永行的一句话开始的，这位身价13亿美元的中国富豪在美国《福布斯》杂志2006年度全球富豪中国内地富豪排行第八，但有八年时间的生活质量并不高，他需要拖着病腿艰难行走。他在1998年曾经花30余万元到美国手术，但手术并不成功，两年前，刘永行从央视的实话实说栏目到了上海长航医院这位专门治腿的院长张中南，刘永行亲自到上海长航医院考察了多次后，决定请张医师做手术。结果，他只花了2万人民币，就伸直了那条膝关节内结满血痂的腿。一次，刘永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就说

　　这一近似传奇的故事让我开始注意张中南这个名字。他是第二军医大学骨科博士，是美国阿肯色州骨科研究所所长、阿肯色州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人民医院关节中心主任，还是国际关节镜学会会员，国际膝关节学会会员，1988年以论文《环锯法治疗半月板无血运区损伤》获得国际理查德·欧考那奖，至今为获该奖唯一的亚洲人。他发明的“长骨骨折复位手术机器人”获美国专利，在中国，他所做的关节外科手术最多，共进行关节置换手术1800例，成功率99.6%，重大并发症0，手术感染率0，关节镜手术8200例，成功率95%，重大并发症0，手术感染率0。

　　在与张中南教授约了几次之后，我们终于面对面地坐了下来，驱使我写稿的最主要的因素还不是张教授的医术，而是那些看似普通却已久违的观点。

　　A．病人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你有钱可以住大一点的病房，但治疗服务一视同仁，就说刘永行吧，他是世界级的富豪，他一次又一次地来“暗访”，看的是两个内容，一是我的医术，再就是我对病人的态度。他特别注意我对贫困病人的态度，他后来找我为他治疗时说了一句话：您张医生对穷人富人一个样，没说的，我就请您看。

　　在我们医院，你只要是我们的病人，我就不在乎你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工人，你有钱，可以住大一点的病房，但治疗服务上绝对一视同仁，不会因为病人经济条件差一些而降低治疗服务质量。

　　我初到美国时选的导师是全美最有名的骨科专家，第一次见他时遇见一幕深深震撼了我，他在查房时很自然的跪下为病人提鞋，后来我发现他对病人就是这个样子，跟自家人一样，这种耳濡目染对我的教益是一辈子的。

　　我与病人对话，一定会让病人把想问的问题问完，我也一定会一一解答，一般看一个病人需要20-30分钟，所以，我一上午只看10位病人，常常会拖到12点半，1点的。病人对你有很大的期待，每个细节都想问清楚，这是他们的权利，当医生的有义务回答。

　　几乎所有的患者都认可我们的做法，有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自己挂号、排队，他说，他喜欢我们医院的氛围，还有北京的一位部级干部在我这里看完病后对我说，能对病人一视同仁，你们的医院很正气。

　　B．我是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病为中心的。

　　现在您去医院看看，医生为病人看病时基本上是程式化的，程式化地问几句，程式化地检查，接着就是开检查单，或者是开药方，然后是走人，“下一位”。这类医生看病的特别是强调共性，以疾病为中心，你是什么病，我开什么药。但病人首先是人，他们到医院看病，除了有病，还会有其他生理、心理、情感等等方面的问题，除了看某种病，可能还会有其他隐含的疾病，一位运动员的腿坏了，你给他治好了腿，他会问“我什么时候能参加比赛”，你不能说“我只管你能走路，不管你什么时候参加比赛”。即使是一位家庭妇女，她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回家干活，你不能对这种诉求置若罔闻。

　　医生收下了一个病人，安排了床位，开了药，做了检查，有了交接，就行了。至于会不会出现病发症，病人的情绪是否稳定等等的问题，很多医生不会去管。在我这里可不允许，我要把手术感染压到最低限度（在美国的术感染率在0.5-2%，中国是5%左右，长航医院为0）这就要求医护人员24小时观察病人，每一环节都不缺漏。我的病人不需要家属陪护，也不请护工，他们不有替代医护人员。在国外，医疗处置、生活护理、心理护理都是护士的工作职责，手术后的生活护理、康复训练将直接影响到手术疗效，而病人家属和未经培训的护工是无法胜任的。

　　我这里主要是病人评判医生护士。我一天去病房好几次，只要病人对哪位医护人员不满，我毫不犹豫地立马换人，让病人心情舒畅，才能有利于康复。

　　C．我为什么选择了一家二乙医院当院长，因为我要绝对的用人权，分配权。

　　自从1988年我的博士论文获奖并发表之后，我拿到了去美国的通行证，并很快获得与美国一流专家教授交流的机会。

　　第一次看美国教授手术，把我给看呆了。两个膝关节手术，不到两个小时，干净利落。我一下子迷上了一这类手术。

　　1991年，我有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当时，我已经是国内做关节镜手术较多的一个。因为有获国际大奖和国际关节镜学会会员的身份，有很多美国医生邀请我去美国进修关节外科。我挑的是全美最好的“一把刀”。一上手术台，差距马上显现。如果说他是正宗的教授，我则是小学生的水平。但我学的很快，美国也很快给了我临时行医许可，这在华人医生中算是特殊的个案，当时全美也只有两名华人医生得到了这样的优待。后来我又担任了阿肯色州骨科研究所所长。

　　1988年，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播了我的论文获奖的消息，1994年，我在美国的成绩也反馈到了国内。我应邀到过国内16座城市20多所院校开过讲座，也应邀到一些医院做过手术。我感觉自己应该回祖国发展了。1996年全美做了15万例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国只做了300例，而中国的人口又是美国的4倍多。

　　我回国了，我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单枪匹马，手术则是个系统工程，病人从接收到出院更是牵涉到多个部门。我开始选的都是大医院，院长们很不错，让我成立关节中心负责医疗，但我无法指挥。看着病人痛苦而身边却没有护理人员，我来了情绪。几次抗争无效，我只好自己走人。1999年，北京有一家民营医院找到了我，给我人事权、分配权。我去了，我用美国标准管理医院，这家原本冷冷清清的社区医院一下子要排队挂号了。我去的第一年1998年这家医院的医疗收入只有56万元，1999年猛增到了1300万元，可以与大医院叫板了。我在全国的医院院长培训班上讲课时举了这个例子，以此说明我们的医院缺的不单是技术，而是人性化的服务。

　　我后来又在河北、江苏、上海各找了一家合作医院，只要是给了我人事权、分配权的，全都按我的要求做，没有一家不成功的，我到了长航医院后，要求实行无陪护护理，护士必须给不能自理的病人擦身、洗头、甚至大小便都得管，在护理学中“整体护理”包括生活护理和心理护理，“无陪护护理”就属于生活护理部分，为病人洗澡、洗头、便后擦洗都由护士负责。

　　病人和医生普遍有一种说法：生病疼痛哪有不痛的？忍着吧！这是完全错误的。疼痛不仅给病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还带来重大并发症的风险。我和我的医护人员常规要求每一个病人不要忍痛，一定要说。医护人员在病人提出疼痛主诉后15分钟之内必须采取措施缓解疼痛，否则要受纪律处分。

　　手术后康复也非常重要，决定了至少50%的治疗效果。我们配置了在国外受过培训的专门的康复师，为病人手术后进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病而异的一对一的康复训练。即便七八十岁的老人，行双膝关节置换，也都是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就能下地站立，手术后二周左右能够弃拐行走，三周左右能上下楼。

　　我这样的做法受到病人和家属的欢迎，就拿长航医院来说，现在一个星期的手术量相当于我来以前几个月的手术量，在医院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前提下，医护人员的收入自然也会大幅度增加。医护人员在救死扶伤的同时能大幅度提高收入，这样的医院自然会有凝聚力。

　　我并不是想把美国的技术和管理生搬硬套用过来，中国的国情暂时还达不到那样的水平。但我确实想把国际上的先进管理模式和人性化服务理念在中国推广。因此，我的意愿是办医院管理机构，按国际先进的管理模式输出管理。我已经有了几个成功的个案，从1998年回国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医生、康复师听过我的讲课。我还会继续我的工作。

　　我要对中国医生“待遇”说几句，在美国，总统的年薪是25万美元，而一位普通骨科主治医师的年薪至少到35万美元，是教师和公务员收入的3到10倍。医生的社会地位很高。而在我国，医生的收入比教师低三分之一，是公务员的二分之一。社会地位自然也不会比教师和公务员高。

　　大凡为人都会注重几件事“人命关天”就是其中的一件。因此，给收入不高的医生送红包，以求医生能拿出真本事来关注病人、认真救治，这是病人和家属出自内心的想法。有些医生不收红包，病人家属硬是跟踪到家，晚上再上门交红包奉上。有时是四五千元的手术，家属会送上万元的红包，他们图什么呀，图医生拿出真本事来，给病人人性化的服务。

　　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和我的医生们送红包？因为病人已经在我这得到了他们这所需要的人性化服务，不需要送红包保平安了。

　　之所以出现红包和医药回扣这样的怪事，我看是价值和价格分离的原因，医生付出的与得到的不成比例，他们的心态不平衡，给病人的服务就会打折扣。病人家属为了让医生不打折扣，就采用不正规的渠道给医生弥补，这是医生价值得不到合法的认可造成的。看惯了医生的冷面孔，病人和家属对医生已经不放心，不信任，送了红包才敢让医生开刀。

　　现在从上到下都说要解决“看病难”。为此采取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我认为还少了一块，就是应该解决对医生价值的认可问题。这一点美国在70年代，台湾在90年代都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尝试。就是在实行严格的反贿赂法的同时，由政府或医院买单，大幅度地提高医生的合法收入，从根本上杜绝了红包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