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女教师”三年来怀孕乞讨

　　    2004年起，多个报社记者在深圳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遇到了行乞孕妇。各种各样的“苦难身世”和“离奇遭遇”，成了她堂而皇之接受施舍的理由。这名孕妇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她怎么能连续3年怀孕？前不久，记者在追踪职业乞丐时，再次碰到了这个孕妇。经验证，记者这3年采写的孕妇行乞案例中，其中那个“贵州女教师”，是同一个人。现在，让我们追随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这些年“孕妇”的行乞历程。

　　    2004年6月14日

　　    记者伸援手遭孕妇白眼

　　    本报记者袁江斌报道怀孕女教师，来自贵州凯里，丈夫在深圳出了车祸，千里寻夫身无分文只得行乞……几乎所有的行乞孕妇在“痛陈”其行乞原因时，都会谈到上面这些因素。2004年6月14日晚，记者连续遭遇了两名行乞孕妇，其中一名在益田“红太阳”演艺中心门前，另一名在景田路天健公园路口。两名孕妇也不例外地往自己身上“贴”上了上面那些标签。

　　    记者本不想往最坏处来揣度这些孕妇，但在景田路采访那名跪地孕妇时，记者表明了身份，并提出天晚了，可以送她回家，甚至提议如果情况属实，可以为她提供帮助。但孕妇对记者的热心提议千方百计予以回绝，甚至还记者以白眼。在记者转过身时，这名孕妇迅速收拾行乞道具消失在夜色中。事后记者没再验证她的陈述是否属实，其实也不用再验证了。

　　    2004年8月13日

　　    相机一闪，乞讨孕妇转身跑了

　　    本报记者余海洪报道这是记者于2004年8月13日晚8时许，在福田区梅林人行天桥上拍到的孕妇乞讨照片。当时桥上行人如织，桥中间西侧栏杆边，跪着这个身穿白孕妇裙的乞讨少妇，低眉垂首。每遇有人询问，她都可怜兮兮地盯住摊在地上的纸片一言不发，但神情却在说：不用问，自己看吧。

　　    纸片上写着：“我是一名乡村人民教师。丈夫是驾驶员，家乡工资低，前到贵地开车，才3个月就出事故，受了重伤。我怀着孩子赶来看望，随身带来的9000元钱被人偷走了。可丈夫在医院急需治疗费，无奈的情况下，望各界善士能献一份爱，救命之恩铭记在心……”有行人看得动情，叹着气将零钱放到纸上。少妇伸手捡钱攥进手心，不声不响。

　　    “假孕妇！”“冒充！”一群中学生走过，七嘴八舌地说：年初就在罗湖看见过她，与现在一个样。“我们还向她建议：你从哪所学校来，丈夫在深圳哪个单位开车受伤，正在哪家医院住院治疗，医生的联系电话都应该写在上面，好让捐助的人们核实一下呀……可是，都没有！”学生们愤愤不平地表示被骗过，少妇听着，一声不吭。

　　    记者发现她摆在地上的教师证是假的，就问：“这张教师证明显是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慌忙抬起眼皮，变得十分警觉。记者表示，如果真有困难需要帮助，请说出所在学校或家乡的电话，记者马上核实、联系。她有点慌乱地站起身，开始收拾“行头”。记者手中相机的闪光灯亮了几下，孕妇见状，转身就跑，一会儿就冲下天桥，融入了车水马龙之中。旁观的大婶说，看她跑下桥的麻利动作，一点儿都不像怀孕几个月的人。

　　    从那以后的两年多来，记者又在市内多个地方看见过她，每次都称是“怀孕教师”。

　　    2006年7月25日

　　    怀孕“女教师”乞讨路费令人生疑

　　    本报记者赵东眉报道2006年7月25日，记者在莲花路路边看到一位楚楚可怜的怀孕“女教师”。她看上去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脸色苍白素净，戴一副眼镜，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大热天跪在路边，让人看着不忍。从摆在地上的“证照”看，她是贵州凯里人，小教高级教师，被男友抛弃，行李被偷无钱回家，教师证、求助信，证照齐全。女教师怀孕8个月，只是肚子看上去略微“精致”了些，从她拣钱的动作敏捷程度来看，看不出怀孕8个月的不便来。

　　    记者看到她的时候，她在路边跪了约20分钟，手中攥着一把钱，少说有40元左右。经过她身边的人，都凑上前去看一下，给她钱的多是老年妇女或中年男子，也有学生模样的人。记者主动提出要帮助她，请她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并给她300元路费，女教师并不领情，坚决不去。

　　    记者问：“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去。”

　　    “女教师”面无表情回答：“没地方住。”

　　    记者：“你和贵州家里通电话，让他们来接你，家里电话是多少，我打给他们。”

　　    “女教师”：“没有电话。”“那你学校的电话呢？”“不知道！”

　　    “女教师”语气越来越不耐烦，围观者有人劝她说：有人帮你，你就告诉她吧。“女教师”不理会，低头收拾地上的东西站起来走人。

　　    围观的陈小姐说，前不久她在梅林看到一位孕妇在讨钱，她给了50元钱。没想到，过了一个多小时，她在附近的一个车站等车时，亲眼看到那位“可怜的同乡”从衣服里拉出一个抱枕，看上去七八个月的身孕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事让她郁闷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