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生活飘忽不定 湖南在广东打工者状况调查

　　红网9月26日讯（潇湘晨报特派记者 古竹 龙源）一群湖南籍的女打工者在广州街头等待雇主。未来的生活中，充满了艰辛，可是会有多少人去关注她们的命运呢？

　　这是一个典型湖南籍农民工家庭，不同的年龄阶段、学识水平和成长环境，造就了各自的人生态度，也让他们有着不同的诉求和理想。但是，生活却记录下同样的创业艰难。记者走近这个打工家庭，以及他们的朋友，试图还原出千万个远在广东的湖南打工者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飘忽不定

　　陈明军和张小英有3女1儿，其中大女儿陈红花已在广东番禺结婚育子，另有两个小女儿分别在广东肇庆和广州天河做工，一人已和男朋友处于热恋中。最小的儿子陈健去年初中毕业后也来到新塘学徒，一家6口人在这片土地寻找各自的未来。

　　每天清晨6点左右，43岁的陈明军就习惯性地早起。匆忙吃过早餐，他要赶往民工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等工。所谓的市场，其实就是民工的零工集散地，分布于增城新塘的路口要道，一旦有货车停下来，民工兄弟们则涌上前去接受“挑选”，大家希望得到一份搬运或其他临时体力活，以获得每小时15元左右的报酬。

　　在新塘从事重体力活的农民工中，几乎都来自湖南衡阳和邵阳，大约有500余人，其中不乏瘦弱的妇女。他们风雨烈日中等候，生活飘忽不定，也靠极不稳定的工资养家糊口。

　　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

　　在爱人张小英出事后，陈明军已没有心思再去上工，儿女们也搁下了工作，来到父亲的住所处理善后。

　　大女儿陈红花是在丈夫的陪同下，抱着1岁大的女儿从番禺赶到新塘的。2001年夏，陈红花独自跑到番禺，在当地一家玩具厂打工，当年仅有19岁。生活的艰辛与单调，催生了爱情之花。很快，陈红花与同厂工人吴青柏相恋。吴是湖南邵阳人，见识多，人也幽默，这让陈红花很倾心。又是一个秋天，两人登记结婚了。其间，陈红花的两个妹妹初中毕业后，也来到广东打工。但由于工作忙，姐妹一年间难得见面。

　　2005年，陈红花的女儿出生，她只得放下工作做起了全职母亲。如今，一家三口租住在工厂附近的一间小房子内，一个月租金是170元。丈夫吴青柏告别了流水线，升到了管理工的位置。“虽然他月工资有1500元，但还要负担老家父母的生活费，加上我们母女的开支，一个月余不下钱。”

　　外出打工5年，爱情是陈红花最大的收获。她说，虽然目前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毕竟自己迈出了农村，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她说，“如果幸福的满分是100分，我觉得我现在得了80分。”

　　当问到是否会在番禺买房置业时，陈红花愣了一下，随后她说：“还没想到那一步，尽管自己还不算真正的城里人，但不愿再回到农村了”。对于今后，陈红花用最质朴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两大计划：要全力支持丈夫把工作搞好，多赚些钱；即使花费再高，也要让女儿在广东接受教育，直到上大学。

　　新闻回放

　　张小英惨死事件

　　9月20日上午9时40分左右，广州增城新塘汇美西路与荔新路交界处，42岁的湖南衡阳籍女工张小英横过马路时，手持的铁锹刮到一辆丰田轿车，司机将其揪回，抓住她扇了一个耳光，张小英摔倒在地。一辆货车正好经过，她的头部被货车后轮轧过，当场死亡。有目击者说，张小英倒地前，被小车司机推了一下。

　　有钱了自己开店当老板

　　陈明军的二女陈红香今年20岁，在肇庆一服装厂的制衣车间打工，虽然每天的工作长达14个小时，但月薪却不到700元。

　　工作3年来，她不停地在换工作单位，因此工资一直涨不上来，给自己买了台手机和过年过节给父母给点钱后，她也没能余下积蓄。18岁那年，陈红香交了一个男朋友，对方是工厂的同事。2005年，她去了男朋友的老家张家界，并在那里过了年。

　　由于陈红香之前没有通知家人，这让母亲张小英很着急，她在家胡思乱想，最后匆忙赶到广东寻人。“那是母亲第一次到广州，来了之后，看到这里比呆在家好，就留了下来。”陈红香说。

　　现在，陈红香感到很愧疚：要是当初自己懂事，母亲也不会来到广东寻找自己，也就不会出了这么大的事了。“每次出门，妈妈都叮嘱我要给家里打电话，可是，我真的不懂事。”

　　陈红香说：“广东的菜不好吃，每次见到妈妈，她都会给我准备10多个茶叶蛋和咸菜。我知道她最喜欢吃炖猪脚，可我见得最多的是她吃青菜泡饭，只有在全家团聚的时候才买猪脚，还要炖上好几道汤出来，第二天可以煮河粉吃。”

　　尽管没有多少积蓄，可是陈红香和妹妹陈红艳、弟弟陈健都有了做生意的打算。陈红艳到广州不到一年，在天河城学做皮衣，陈健则在新塘一间美发中心做事，两人都还是学徒，要靠父亲养活着。

　　陈红艳说：“爸爸妈妈都同意我们出来，也想我们早点赚钱，把日子过得好些。毕竟家里的楼房还没完工，3年前准备修两层楼，因为没钱，到现在还只修了一层。”陈健说，等自己成为师傅了，先工作一两年，赚够了开店的钱后，就不打工了，自己做老板，“至少也要到城市里开个理发店。”

　　10多年依然走在城市边缘

　　张小英走了，却留给湖南老乡一连串顾虑：谁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谁来为自己的遭遇说话？当张小英被车撞倒时，近20个湖南老乡是目击者，44岁的陈明定就是其中之一。

　　“我参与了这座城市的建设，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家的感觉，依然只能睡在出租屋里。”陈明定说，“现在，我只能拼命多赚点钱，留到老来时用。”

　　1993年陈明定就来到广东。10多年来，陈参与过修路、在工厂做工、在建筑工地建房子，起初每个月的工资不到600元；10年后，当年只有2条石板路的新塘镇变成了制衣厂林立的卫星城，可陈明定除年岁增长外，其他并无所获。“当年我是抱着发财梦来的，13年过去了，我的工资涨到1000多，但这点工资能满足一家人的嘴巴也就不错了。”

　　记者走在新塘街头，饭店、超市中的某个角落都可以听到湖南话。据保守估计，目前，陈明军所在的河口村以及邻近的黄石村，大约有1000湖南人分布在新塘镇各厂以及街巷打工，他们大部分每个月给家乡邮寄去200至600元不等的生活费，用于留守在家的老人孩子的开支和自己养老备用。而这座小镇，聚集了大量的制衣企业，其中不乏国际品牌的工厂，有些衣服一件的售价，可能比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坐在拥挤的小房中，陈明军的一番话让大家着实于心不忍。陈明军说，老婆张小英因为用铁锹挂了一辆车遭到不测，“可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坐过这么高级的小轿车，坐过最好的车还是在衡阳拦下的出租车，眼看着跳表就赶紧下车走路了，当时花了我6块钱。”陈说，在广州的士的起步价很高，自己从没有乘过出租车。“每次和老婆到番禺看大女儿一家，都要路过凤凰城和碧桂园（当地景点），我们只是远远看看风景，没敢买票进去，太贵了。”

　　记者手记：为什么悲剧才唤起注意

　　张小英死了。

　　这个42岁来自湖南衡阳农村的女工，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曾一度搞不清她究竟叫“张小英”还是“陈小英”。

　　不管是姓张还是姓陈，都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如果没有发生这宗惨剧，还是有人会叫她张小英，也有人叫她陈小英，毕竟她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工，像她这样的人在城市里多得很，谁也不会过多注意。

　　是的，因为一幕惨剧，她用生命的代价唤起了我们的注意，但还有更多的“李小英”“王小英”呢，是不是也要等到悲剧发生了，我们才会恍然发现，这个城市一直无声地将他们排除在外？

　　5月30日，广州市安监局局长梁醒虾说，今年1至5月，广州市共发生各类事故3893起、死亡695人，其中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占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总数的八成，事故死亡人员的就业类型以农民工、外来工为主。

　　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职业病防治形势报告显示，全国每年报告职业中毒和农药中毒病人近3万名，受职业病危害人数超过2亿，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农民工承担着城市人不愿或不敢做的“高危活”，是患职业病的高危人群。然而，他们由于缺乏稳固的劳动关系，在健康或生命受到侵害时，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待到发病却为时已晚。另外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人，其中农民工占多数。《调研报告》指出，农民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很差，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拿着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与此同时，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对农民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居高不下。

　　有评论指出，农民工群体所缺乏的权益保障，集中表现之一在于其生命权和健康权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维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城市里，不少招用农民工的企业往往抱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农民工进城无非是为挣钱，“他们是自愿干城里人不敢干的玩命活儿，给他钱就是了”。对此，上海农民工读书会会长胡一心认为：“如果以为农民工是为糊口挣钱，危险的活儿就该他们上，同时也不必考虑生命安全保障措施，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命歧视。”

　　有关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2005年7月中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宋洪远说，温总理给他们布置了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是：把农民工的问题彻底搞清楚。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纪韶随即接受了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做一个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课题，并为此专赴东莞调研。她认为，在整个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已划分成了三大类：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还有一部分成了“傍老族”，他们往往和父母一同出来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边缘的闲人，由父母养着。

　　在张小英这个事件中，仅仅因为轿车被她手持的铁锹不小心刮花了，丰田车主就在马路中间对她大打出手致其倒地被车碾死，当家属赶到车主所办的制衣厂去交涉时，厂方一女负责人更是放出话来，说他们不怕打官司，“量你们穷人也打不赢官司！”

　　当我结束泰国的采访来到广州，已先我到达增城采访的记者龙源将以上情况告诉我时，我只感觉到一股热血直往上冲：这个女负责人来自骨髓深处的情绪，已不仅仅是歧视，简直就是蔑视了，既蔑视她所说的“穷人”，也在蔑视法律，更是一种可怕的歧视。潇湘晨报特派记者 古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