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悲剧才唤起注意

　　张小英死了。

　　这个42岁来自湖南衡阳农村的女工，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曾一度搞不清她究竟叫“张小英”还是“陈小英”。

　　不管是姓张还是姓陈，都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如果没有发生这宗惨剧，还

　　是的，因为一幕惨剧，她用生命的代价唤起了我们的注意，但还有更多的“李小英”“王小英”呢，是不是也要等到悲剧发生了，我们才会恍然发现，这个城市一直无声地将他们排除在外？

　　5月30日，广州市安监局局长梁醒虾说，今年1至5月，广州市共发生各类事故3893起、死亡695人，其中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占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总数的八成，事故死亡人员的就业类型以农民工、外来工为主。

　　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职业病防治形势报告显示，全国每年报告职业中毒和农药中毒病人近3万名，受职业病危害人数超过2亿，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农民工承担着城市人不愿或不敢做的“高危活”，是患职业病的高危人群。然而，他们由于缺乏稳固的劳动关系，在健康或生命受到侵害时，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待到发病却为时已晚。另外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人，其中农民工占多数。《调研报告》指出，农民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很差，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拿着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与此同时，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对农民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居高不下。

　　有评论指出，农民工群体所缺乏的权益保障，集中表现之一在于其生命权和健康权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维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城市里，不少招用农民工的企业往往抱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农民工进城无非是为挣钱，“他们是自愿干城里人不敢干的玩命活儿，给他钱就是了”。对此，上海农民工读书会会长胡一心认为：“如果以为农民工是为糊口挣钱，危险的活儿就该他们上，同时也不必考虑生命安全保障措施，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命歧视。”

　　有关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2005年7月中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宋洪远说，温总理给他们布置了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是：把农民工的问题彻底搞清楚。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纪韶随即接受了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做一个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课题，并为此专赴东莞调研。她认为，在整个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已划分成了三大类：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还有一部分成了“傍老族”，他们往往和父母一同出来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边缘的闲人，由父母养着。

　　在张小英这个事件中，仅仅因为轿车被她手持的铁锹不小心刮花了，丰田车主就在马路中间对她大打出手致其倒地被车碾死，当家属赶到车主所办的制衣厂去交涉时，厂方一女负责人更是放出话来，说他们不怕打官司，“量你们穷人也打不赢官司！”

　　当我结束泰国的采访来到广州，已先我到达增城采访的记者龙源将以上情况告诉我时，我只感觉到一股热血直往上冲：这个女负责人来自骨髓深处的情绪，已不仅仅是歧视，简直就是蔑视了，既蔑视她所说的“穷人”，也在蔑视法律，更是一种可怕的歧视。本报特派记者 古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