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体育的纯洁

　　经典中国·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记者 郭晓宇

　　袁虹，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综合处处长。1989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教育处工作。2000年，袁虹任职综合处，综合处是中国奥委会反兴奋

　　25日，记者在国家体育总局见到了袁虹。她说，我们所做的事业，是为了体育的纯洁。

　　今天，是我回国后第一天上班。过去的三个月，是为了执行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交流计划，在WADA总部加拿大蒙特利尔工作。

　　在国外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时刻能感受到我国反兴奋剂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心里常常盈满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在WADA，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我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和赞扬的。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反兴奋剂工作的开展，缘于1990年亚运会的契机。1989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开始实施兴奋剂检查。

　　1998年12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第1号令———《关于严格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规定》，对兴奋剂的控制、违规行为的处罚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2004年3月1日，《反兴奋剂条例》施行，我国反兴奋剂工作迈出了一大步，使中国在反兴奋剂法制建设方面成为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

　　反兴奋剂工作涉及到很多方面，不是体育主管部门一家就能解决的。《反兴奋剂条例》出台前，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惑，比如有人在海关违规携带禁用药品时怎么办，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们无法处理。

　　对兴奋剂的控制包括很多环节，研制、生产、销售、购买、使用以及进出口等等，需要药监、公安、海关、卫生等多个部门合作协调、综合治理。而我们过去只对使用环节进行控制，检查对象仅限于注册运动员，因此工作中面临着很多空白和尴尬。

　　《反兴奋剂条例》出台后，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多促进。2008年奥运会上，在各国运动员面前，中国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出现，保护所有运动员的健康，保证金牌的纯洁。

　　在国际上，我们也积极支持、参与国际反兴奋剂工作法制建设。我国政府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的起草研讨工作，为2005年公约的顺利通过作出了贡献。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针对该公约的所有法律程序，签署执行了公约。

　　2003年，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制定《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协调统一世界范围内的反兴奋剂工作。同年，我国政府签署了《哥本哈根宣言》，承诺执行该条例。为了有效地执行，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相关配套规章的制定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兴奋剂控制的质量，我国开发了兴奋剂控制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国际权威质量认证机构的审查认证。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连续17年通过国际组织认证，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信任度。

　　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支以体育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教师等志愿者为主体的兴奋剂检查人员队伍，逐步完善了相应的培训制度、考核制度及管理制度。目前检查数量正在大幅度提高，1990年为165例，2005年为8709例。兴奋剂检查的阳性率也逐年降低，从最初的1.8%左右下降到目前的0.4%左右，低于同期的国际平均水平，我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这几年，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在反兴奋剂工作中，加强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非常重要。

　　1999年以来，我们对青少年使用兴奋剂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滥用药物的情况非常不容乐观。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对青少年反兴奋剂工作我们主要采取预防为主，教育为本的方针。

　　我们正准备和教育部加强合作，把反兴奋剂知识列入初中以上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同时面向中小学体育教师、教练员举办培训班，在体育院校本科班中开设反兴奋剂课程。因为这些体育院校的学生中大部分人将来就是教练员和体育教师，他们对青少年使用药物的态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自己觉得，我们的工作很重要，很有挑战性，也很有使命感。通过我们的工作，我国反兴奋剂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为了体育队伍的纯洁，为了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国家的荣誉，这种感觉很让我自豪。

　　小资料

　　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是中国奥委会下属的独立的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受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委托，在中国组织和实施反兴奋剂工作。

　　反兴奋剂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国家体育总局、国际体育组织的有关规定，研究、制定全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编制全国反兴奋剂工作的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协调、监督各有关体育组织的反兴奋剂工作。旨在通过法定程序和手段，打击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维护公平竞赛的体育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