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三玩”干部雷渊利案

　　这是一起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权力寻租为他换来的金钱、美色让他不能自拔，也让他从副市长的位子走到了被告人席。被称为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因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721万元、挪用公款2650万元、贪污18.7万余元，9月上旬被长沙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为何“三玩”干部连连被提拔

　　“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

　　——摘自雷渊利的《我的沉痛反思》

　　在位时风风光光的雷渊利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玩出”这么大的“问题”。可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腐败分子，却在领导岗位上步步提拔，还掌握了城市建设和公积金管理的大权。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贪官污吏，难道就没有组织和制度监管？

　　其实，雷渊利的这些恶劣行径并不是盖得严严实实的，在群众中早有议论，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在反思中就这样写道：“人家背后议论我是‘三玩干部’。”可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上级领导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却没有及时发现，最终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雷渊利在嘉禾、临武工作时，不少干部群众对他的腐败行为就有了察觉，纷纷向组织举报他的问题。他从永兴县调任郴州市副市长时，曾出现了群众集体阻拦的事件，最后在武警的护送下，才得以离开。由于“领导意见”高于“群众意见”，一个腐败分子还是在人们的怒视中被提拔到了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实际上，“带病”干部蒙蔽上级领导易，“忽悠”基层群众难。如果把贪官放在民主监督的阳光下，他们的丑行必将无所遁形。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堕落

　　“当别人送钱送物时，开始有些害怕、紧张，但经不住诱惑，后来就心安理得地收了。我与30多个老板、开发商结为朋友，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他们解决问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报我，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摘自雷渊利的《我的沉痛反思》

　　法院认为，雷渊利利用职务之便，在安排工作、承揽工程、解决政策优惠、减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21万元。另外，他指使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另案处理)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名义与银行签订质押合同，挪用公款1650万元，并与李树彪等人共同策划，挪用公款1000万元给东进公司进行营利活动。除此之外，他还让情妇报假账，骗取公款18.74万元。

　　“结交老板几十人，权钱交易数不清；党纪国法全不顾，身败名裂成罪人。”这是雷渊利案发后写的一首打油诗，反映了他不能正确行使权力，把公权当做私权，谁给好处，他就利用职权为谁谋取私利。

　　反思雷渊利走上犯罪道路的历程，如果我们把他的犯罪行为再套用平时学习不认真，法律意识淡薄来进行解释，显然是说不过去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对权力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上。从雷渊利腐败案件来看，应该好好检查我们设定的制约机制，在管好人的同时，更要研究如何管好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及如何减少他们玩权的机会。

　　另外，当今的贪官一贪就是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他们贪的钱从何而来？相当一部分是官商交易的结果。一些不法商人利用金钱、美色等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手握重权者进行诱惑、腐蚀，以达到他们非法获取暴利的目的。因此在打击受贿者时，也应严查行贿人。

　　谁来监督领导干部的个人生活

　　“我利用职权和金钱打那些有求于我的女人的坏主意，这些年先后跟9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用受贿的钱为7个女人买了房子。”

　　——摘自雷渊利的《我的沉痛反思》

　　一审判决书上写道：雷渊利攫取的钱财主要用于包养情妇。与其保持性关系，并利用其获取钱财和其他利益的女人在9人以上。侦查机关从其妻和情妇黄某等人处扣押赃款、赃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83.8万元。

　　从担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官至副市长，10年间雷渊利受贿721万元。也正是在这一官运亨通的“黄金时段”，他包养了整整一个班的情妇。为此，人们不禁会问：雷渊利终日周旋于众多女人之间，组织上为何毫不知情？当然，包养情人等作风问题有很大的隐蔽性，组织也不可能时时刻刻跟着那些被监管对象。那么，由谁来监督副市长的“拉链门”呢？

　　商业贿赂作为经济活动中的潜规则，它不仅破坏着正常的市场秩序，同时，也侵蚀着人们的道德底线。雷渊利的堕落轨迹折射出几个带倾向性的问题：一是制度反腐在不少地方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有的甚至存在明显的应景之嫌；二是监管部门认为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纯属个人“小节”，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是在防腐反腐方面缺乏由此及彼、由微见著的发散性思维，以至于官员经济上出了大问题，这才如梦初醒，发现其生活作风糜烂不堪。

　　雷渊利案件提醒我们加强权力约束迫在眉睫，能够保证监督机构独立行使对各级干部包括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职能，完善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的机制。正如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当务之急是规范权力运行监督，建立一种从政治到经济、社会相结合的现代反腐败制度。”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 罗家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