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梦飞
48岁的长沙“摩的”司机陈洪，因为其博客上一篇《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引来了同龄人“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的指责。郭锋认为：“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而陈洪则回应说：“一个人、一个阶层人士的命运应该说与他所处在的国度、地域、政治经济团体、息息相关。”（《新快报》9月25日）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哪一种更接近真相呢？质之历史和现实，我觉得陈洪的观点更接近。全国有数千万“4050”下岗工人，他们“落伍”的原因，固然与自身技能素质有关系，但无疑也与“国企改制”、市场化进程甚至经济全球化、私有化的浪潮有关。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陈洪们的命运是被动的，他们是被决定者而不是决定者。要他们自己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等于社会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把底层民众的不幸归咎于他们自身，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精英们的一种本能和下意识：下岗怪你没学历，被人欺负怪你没有维权意识，死于矿难则干脆怪“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总而言之都是你的错，精英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现存社会结构是天然合理的。
然而，精英们这种看似绝顶聪明的做法，其实却潜伏着某种巨大的风险：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如果不能随时加以改革，则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有一个总爆发——倘真如此，“覆巢之下无完卵”，精英们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伟人之所以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正是看破了精英们只看到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的通病。
问题更在于，精英们的短视，导致他们自己的厄运固不足惜，但却往往会连累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摩的司机”才会对“精英”郭锋说：“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们这样的蠢材给办坏的！”诚哉斯言！痛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