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幸福指数”莫成“面团指数”

　　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陈惠雄从前年起，在其立项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开展了国民快乐指数调查。结果显示：浙江人平均快乐指数是6.68，相比美国平均快乐指数7.2还有一定差距。以机关干部、教师、医生的快乐指数为最高，达到美国人快乐指数平均水平，而农民的快乐指数最低，为6.2。

　　理当承认，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披露将把幸福指数统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以来

　　继续以浙江省为例。在陈惠雄博士测评幸福感之前，杭州市七医院曾对公务员进行抽样调查。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有心理问题的占近17%。调查发现，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比一般群体强烈。孤独和不安全感应该是影响幸福感的致命因素。如此说来，杭州市公务员的不幸福感应该居于前列，但陈惠雄博士的测评结果偏偏是浙江省机关干部幸福指数为最高，甚至“达到美国人快乐指数平均水平”！同样是浙江的公务员，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到底该信谁呢？

　　沿着这种差别继续追溯，既然浙江省公务员的幸福指数直逼美国，那么，美国人又究竟幸福不幸福呢？且看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的一次大排名。按该组织今年9月12日出炉的幸福指数报告结论，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在幸福指数排名中荣登冠军，中国、英国和美国分别排在31位、108位和150位———美国人居然没有中国人幸福！如此结论不能不让人陷入了一团乱麻之中：浙江省公务员幸福得可与美国人相比，但人家外国人却认为美国人远不如中国人幸福。那么，谁幸福谁不幸福，岂不成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再看陈惠雄博士关于农民幸福指数的测评结果。陈博士认为农民最不快乐，但却有人认为农民是最幸福的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出版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关于“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普遍强于城镇居民。《2005年社会蓝皮书》关于农民最幸福的结论源于全国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农村地区的抽样统计，不知道是否包括浙江，但同样是农民群体，原本最幸福的结论一下子变成了最不幸福，如此冰炭之别，到底谁更能接近于事实？

　　以上这些大相径庭的结论，源于一个基本事实：各测量主体采用的标准五花八门，测试手段也不尽一致，从而导致对同一群体幸福指数的测量难以具有可比性。关于这一点，我国从事“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的专家、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邢占军曾坦言，有关“幸福指数”测量标准的争议在学术界一直不断，针对测量客观性、公正性的质疑几乎从未停止。学术界门派林立或许可以见证该门学问的发展繁荣，但政府官员草率认同其中一种指标体系及其结论，难免会与事实脱节，甚至影响决策的正确性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幸福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国民幸福指数作为一门新兴的学问，在国外的实践中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国内更是仅局限于心理学领域。将幸福指数测量引入政绩考核领域，这种方向无可置疑，但当务之急在于，相关部门在学术纷争中找到政府测量国民幸福指数的科学体系和测试手段，避免幸福指数成为拥有话语权的测试者随意捏造的“面团”，尽可能使其成为国民幸福程度的客观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