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理性经济人”搅浑旅游市场的悖论

　　□宣华华(浙江职员)

　　“十一黄金周”在即，旅游市场将要“激情燃烧”的当口，却传出了一些“不和谐音符”。《新京报》9月24日两则关于旅游市场的新闻，展示出“理性经济人”搅浑旅游市场的悖论，引人深思。

　　一则是，9月22日上午，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就“北京司马台长城、河北金山岭长城争端问题”召开现场协调会，协调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另一则是，继5月间京沪粤三地旅行社“封杀大理游”以来，国庆节期间，三地旅行社将继续封杀大理游。

　　本质上，前者涉及的是旅游资源的管辖权之争，尚待国家文物局的“有形之手”进行划分和调解；后者涉及的是旅游市场的主导权之争，需要“无形之手”引导对立双方的充分博弈。荒诞的是，争议各方都是名副其实的“理性经济人”，其结果却是搅浑了各方共同的旅游市场，形成一个互不相让的“共输”局面。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前者主要是一个产权界定的问题，后者主要是一个交易成本的问题，两者共同刻画了国内旅游市场的制度困境。一方面，由于旅游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会引发某种无效的产权之争，而导致旅游资源使用上的低效率。另一方面，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则有可能阻碍横向或纵向的合作，最终同样导致旅游资源使用上的低效率。

　　就产权界定而言，由于山川、河流、文物等旅游资源归属国家，只能凭借划分行政管辖权来界定产权，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行政主导的缺陷。“长城之争”之所以久拖不决，其根源在于行政区划的僵化性，以及行政行为自身的低效率。恶果就是，争议双方只能等待行政裁决，而在漫长的“口水仗”中虚度光阴。假使产权界定清楚且没有行政区划干扰，通过股份制或收购等交易行为，双方完全可以形成横向合作关系，共同开发有争议的旅游资源。

　　就交易成本来说，旅游资源的产权界定源于行政区划，直接导致了交易成本的提高，以致于无法产生有效的合作。如上所述，“长城之争”在划分清楚管辖权之后，仍然面临着行政区划干扰市场合作的问题。与此同时，相对于“长城之争”中的横向合作，京沪粤三地旅行社“封杀大理游”，则显示的是纵向合作之难--由于产权界定不清且受行政区划所困，三地旅行社不能收购当地旅游公司，惟一的手段就是“封杀大理游”，采取一种消极对抗的市场行为。

　　可见，由于产权不清以及衍生的交易成本等问题，已经导致了旅游市场的扭曲，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之下，对抗比合作更容易实现，也更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利益，却造成了旅游资源的低效率，进而损害了整体的社会福利。现在的问题是，尽管通过改革旅游资源的产权制度，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并改善社会福利，但如何着手进行产权制度变革，还有待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