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权力的偏向式呵护是权利社会的价值倒退

　　近日，重庆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9月25日京华时报)

　　在中国历史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社会格局中，商业与商人一直是被压制和贬抑的社会群体，所谓士农工商的社会阶次格局向来被紧紧砌筑和维护。这其中既有统治阶层

　　现代文明的一大卓越进步，正是摒弃了此种僵化落后的身份、阶层等级分野，人人平等、社会性权利与权益共享、阶层或群体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等，正是它最鲜明的制度表征。而社会契约论与权利让渡说，亦异常深刻地揭示了政府管理者、公权力行使者的本位属性，它同样是植根于文明、平等、公正的理性化、民主化政治神经。在此社会向度下，任何一种公共政策的出台、任何一项公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恪守它的价值原则和行为本份，它不能以任何浮躁或功利的名义被突破和逾越，否则后果将是极让人忧虑的。

　　但社会情势往往又是复杂“诡异”而多变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不可能永远保持审慎的力量均衡，由此生发的社会结构性失重便随时可能显现。而此时，恰是检验我们的社会秩序规则平衡力与协调力，制度科学性和公权力理性的最好时机。

　　很遗憾，在现实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睹见了它的偏向、失语甚至是僭越。比如某些公共政策的畸型与盲动，比如某些公权力的被滥用、被寻租食利，或者，像此次重庆警方所高调设立的“保护知名企业家办公室”，表面看起来，它只是由某个执法机关所定义的特定执行部门，但在形式“新意”之后，却是显见的偏向性公权力思维路径，它实则与某种失衡的社会秩序结构和公共政策指向隐隐纠连。

　　诚然，单纯从经济贡献力和创造力而言，对企业家们在现实语境下的活力表现应予首肯。但须注意的是，经济创造能力的展现，仅是维系社会活性与发展的一个组件，它并非独一无二的决定性因素；更何况，它的能动力形成，还需要大量普通工人和劳动者群体的参与、奉献。企业家在这个能动力形成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活性“激素”分子的作用，对此，社会需有理性和准确的体知。换句话说，社会分工上的相对高位和“显眼”，不能成为其奢求和“兑换”附加性社会权利的理由，否则只能制造新的不公和不平等，对其他恪责守本的群体大众也将是一种制度性歧视和伤害。

　　“知名”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任何理由优先于“普通”企业家、普罗大众而被公权力青眼优遇，这是最基本的宪法原则，也是不可动摇的社会价值底线。更何况，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和社会环境中，永远不可能有独踞“安全高地”的孤岛，倘若整个社会的群体不安全感、不和谐感没有得到有效祛除与改善，倘若决定公共管理、社会理想状态的政策设计本身便是偏向、扭曲与“激进主义”的，你能指望某个“权利先行”、“权利特护”的群体有效得享“太平”和幸福吗？

　　很显然，“权利特护”既是形式上的越位和悖反，亦是社会和制度设计意义上的倒退与变质，对它的沉渣泛起，必须予以最坚决的摒充和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