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产阶层的认同危机和“逃出”倾向

　　作者：朱四倍（个人文集）

　　什么是“新中间阶层”？有多少收入才能加入这个阶层行列？半年之后，这些问题将由官方第一次正式给出答案。 “中国新中间阶层生活调查”已在上周五宣布正式启动。主持这项调查的是中国国情研究会，现任会长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此，这个调查被认为是中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新中间阶层全国普查”。（《北京晨报》9月25日）

　　中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新中间阶层全国普查”将清晰描述新中间阶层6大特征，据称这将是新中间阶层的权威定义。应该说，这里的新中间阶层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产阶层。随之而来的疑问是，权威的中产阶层定义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第一，能消除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危机吗？第二，能阻止中产阶层的“逃出”倾向吗？第三，能让脆弱的中产阶层坚强起来吗？第四，可以让中产阶层不再害怕生病吗？第五，可以消除中产阶层的阶段性停滞增长吗？……

　　如此问题，在笔者看来，都是新中间阶层的权威定义所无法给我们作出回答的，那么，权威的定义意义何在呢？会不会成为一种虚幻的权威呢？当中产阶层无法茁壮成长的前提下，谁需要这个权威定义？是官方还是民间，还是中产阶层本身呢？我们必须承认，我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过程，并且当下防碍个体成长为中产阶层的因素越来越多，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都可以摧毁个体所有的努力，甚至让所谓的中产阶层从上层重新回到竞争的起点，“房奴”、“伪中产阶级”、“脆弱的中产者”等字眼屡屡被人提起，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产阶层的脆弱。

　　笔者以为，权威的新中间阶层定义远没有消除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危机和“逃出”倾向重要。长期研究收入流动性问题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王海港博士介绍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等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跌到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我们应认识到，中产阶层的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自发和自然的过程，而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产物。如果任由效率优先、市场机制独行，政府不能有效地运用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去引导、协调这一过程，那么，就不能消除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危机和“逃出”倾向。

　　而要消除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危机和“逃出”倾向，笔者以为，清醒认识社会分层的陷阱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和下层占有很少的社会资源份额，占人口少数的上层和中上层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这种两极化趋势严重限制了中产阶层发育和成长：一方面强势精英群体垄断的资源过多，攫取了本应当由中产阶层等其他阶层占有的资源份额，另一方面弱势阶层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现有政策体制的束缚，不能顺利实现向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

　　另外，中产阶层的形成还与收入流动性有关。如果一定时期向上流动即向较高收入阶层的流动大于同期向下流动即向较低收入阶层的流动，则表明整个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是在改善，相反则表明恶化。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实质地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而且通过收入流动也可以大大减少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中产阶级的形成同样与收入流动性问题有关，只有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收入流动机制，才有可能促进中产阶层的的形成，并让其发展壮大。

　　总的来说，消除社会分层陷阱和形成收入流动的良性机制远比权威的新中间阶层定义重要。

　　审稿：刘恩峰